画家朱屺瞻：施色有大道
施色有大道，就像作乐一样，最须求个全面的协调，整体的和谐统一。修养的苦功夫最须放在“协调感”上。至于繁简浓淡之间，都可由个人下笔自主，不宜拘谨自缚。
“拘”则“怯”则欠活力，无生气了。但须严防“乱”与“俗”。
画面的和谐，有时可借助中间色。调色盘上残留的复色最有过渡性，看上去邋遢，到画面上就有了色彩倾向。
黑墨与白纸是两个极色，其本身就有调和作用，此两色与任何色彩都能协调，如果在两个对比色间留出一道白线(白纸的本色)或勾上墨线，则可起到同样的作用。白线忌“板”，须留得自然，有变化。
色可淡而不可灰，灰则无生气。
可厚而不可腻，腻则无神韵。
烘染不可平涂，要见淡墨笔痕，有些地方，须得保留纸的本色。山坡、沙滩等大块面施色，不是简单地平涂一遍，仍要讲究用笔。元赵子昂画沙滩，先用赭石平铺，然后勾线，显得厚而不腻，富有变化。
作青绿山水，唐人的传统方法是画好后将上层浮色抹去，然后再上一层，如此反复几次，目的是得其“细腻”，但往往显得“板”。
吾喜用杂色表现青绿，有时参照油画厚涂抹，抹上一点厚颜料，随兴涂，随兴堆，求其厚实与松动。画石绿、石青用花青加墨打底，叶作墨青。
石涛说过，“我有我法”。我辄谋一“闯”字，自觉有点成功处，有当与否不可知。
使用西来的颜料作国画，总嫌带些火气。这可能由于传统的影响，或习惯与偏见。似宜探索“洋为中用”而又避免舍己从人。
我爱马蒂斯的鲜明色调，无意中亦有“移植”之处。看来，这里面的消息，与其说应从色调上做功夫，不如说应从整个风格的支配下来取得制服火气的作用。
用色有二种：和润与强烈。
强烈法不是一味浓厚，要利用鲜明的对比。冷与热对比，明暗的对比，面积大小对比，再加上有力的运笔，庶几得之。
画有夸张法，不必拘泥于原物的色相。画一朵花，可以比原物更加鲜艳，更加强烈，亦可以比原物更秀丽，更温雅。这同样是一种夸张，只是朝另外一面去夸张罢了。色彩如此，造型亦如此。
写生要在写神，应以我所感受到的美为主。
施色使用强烈对比法，取其有力，须防为强烈而强烈，浓而无韵。
韵者是一种旋律，一种能动的气势。色愈强烈，愈须画得有能动气势。
杜甫写《韦偃双松图》：“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写出了其强烈对比中的能动气势，“摧”字、“入”字透出此中消息。
我下笔喜粗犷，用色喜“狠”而邋遢，邋遢者，不在于繁多其色，喜在一色多调。
布局甚难，颇想破除陈法，闯出新路，殊未能也。
用海绵洒色，非正道，却有效果，如果使用新媒介而不夺“笔法为主”的特征，也不妨一试。
用色的厚薄与画面的厚薄是两回事。
前人论画云：“体要严重，气要轻清。”体不重则轻薄，气不清则俗。
色涂得厚，未必就有厚的效果。而色用得薄，也未必不能画出厚的感觉。
我画风求“厚”，意在使运笔与布局上透出消息。
四季景色不同，色调不同。色调不同，反映出来的情调也不同。
春多嫩绿色，多花;夏日炎热，树色深绿，可用泼墨泼色法，惟法与春景不同，笔要粗犷，水分要多;秋天色转金黄，间以红绿，色彩丰富;画冬景须有凛冽感，树叶雕零。
郭熙云：“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禾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写出了景物特点，又写出了人的感受。
重色以石质颜料居多，年久不变。焦墨亦不会变色，花青、藤黄、胭脂，年久色变，经不起日晒。
石质颜料，短在易板、易滞。植物质颜料，好在滋润。在植物质颜料中蘸以墨色，则年久色褪，墨底仍留，可取得相对的保存作用。
石青色，必须打墨底，方显得厚实。须等墨干后加色，否则青色会化掉。
石绿色须用汁绿或赭石加底，干后加石绿，显得厚些。
赭石与墨相和，会起粒子，要画得快些。有时可加些花青。
藤黄是树的胶汁，锡管的藤黄太鲜，可以加墨色，应加多少要以实践为凭。
胭脂很容易褪色，冲淡些画肤色很美。
粉：铅粉易变黑，锌钛白较薄。用粉时，水要干净。
红色和墨和花青色都易腻。
恽南田用色鲜艳，花瓣染色夹粉。吴昌硕早年也画过有色有粉的荷花。晚年纯有墨色勾茎写梗，叶用泼墨为之，力量大，不愧大家!
八大山人的荷花极堪嚼味，简中有变化，花梗的穿插有独到处。
画山水有境界，画花卉翎毛，何独不然?须画得有生气，有天趣，斯有境界。舍此皆非上乘。
画花卉忌“板”，画鱼鸟忌呆。须画得“生动”。“动”是契机，能“动”方才能“生”。生者，生机天趣也。
老友张大壮作牡丹，其香欲泛;作西瓜、蕃茄，其汁欲流，作鱼欲游，作虾欲跳，得“动”字的三昧。
大壮用色，往往无骨能立，不用线条而有立体感。功夫最在施色，入细而善变。深如泼，浅若无，虚虚实实，做到“化”处。然而他的线条功力深矣。几于笔笔中锋，细劲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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