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高润喜专访：艺途四十载

如何走上绘画道路的，谈谈启蒙老师的作用?

高：我的艺术简历可以从1973年11月13日算起，之所以会把时间精确的天的单位是因为11月13日那天《包头日报》发表了我的中国画处女作——《学工新课》。那副促使我走上绘画道路的中国画，是在包头第二十中学刘思平指导下完成的，他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正是这幅作品使我有信心走上了正式学画的道路。

身为内蒙人，草原文化对您艺术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高：本人生在内蒙古但是实际上是晋商的后代，但草原文化一直环绕在我的身边，从小听嘎达梅林使我对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向往，嵌入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世上只有大海和草原最为开阔，无论是草原还是大海都不属于农耕文化，那是一种流动的移民文化，特别是马背民族的视野和心胸使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蓝天。游牧文化在中国文化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草原文化中国文化会是封闭的，所以草原文化虽成为即将消亡的文化历史，但是她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艺术创作是独立、自由的，她是体现人类内在精神需求的表达，草原文化恰恰象征着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这就是我钟爱草原文化的原因。在我的创作中虽然草原文化并非我的全部追求，但是他在我早期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因为我的启蒙老师刘大为、贾方舟还有他们的老师妥木斯都是草原史诗的歌手，现在已经形成的草原画派，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独树一帜。正是草原画派开启了我少年时代的艺术理想。

您毕业并执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而不是做一个职业画家?

高：因为改革开放，院校遵循国家的分配制度，那时还不存在职业画家这种职业。从主观上说，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喜欢教学相长的校园氛围。于是我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有幸与刘秉江、周菱、秦元阅等成为同事。也是由于与他们的相识，我开始对现代重彩绘画的探索，先后创作了《五月》为代表的草原系列和以《晨练》为代表的京城系列作品，前者入选了建国35周年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时开始大量吸取西方现代绘画的理论和精神，在现代形式和色彩构成上用工很多，渐渐形成了浓墨重彩的装饰构成彩墨画风。

在您执教美术学院期间，是如何做到创作和教学相平衡发展的?

高：作为教师来说，创作的时间是少了，但是也正好留出思考的余地。而且每一批学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需要教师来答疑解惑，同时也是触动我思考的动力。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也让我能一窥当下年轻人的审美情趣，激发我对传统的革新。

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带给你哪些启发?对于目前国内艺术类院校教育体制，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高：教育最重要的是有因材施教思想何个性化的教育手段。由于扩大招生，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每一位同学细致交流，现在的美术教学普遍重技巧不重常识和理论，比较重视技术而轻视艺术教育，这是目前存在的严重缺陷。

您的艺术风格是怎样的，主要涉及哪些题材?

高：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必须对传统与现代艺术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否则何谈创新。我认为，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永远不会过时。我一直受林风眠、吴冠中融合中西思想的影响，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的优秀成果，力求寻找一条适合自己个性和艺术理想的道路。1973年至1978年是艺术的启蒙阶段;1978年至1982年是艺术的起步阶段;1982年之后至今是寻找艺术语言、完善艺术风格的渐进阶段。总的来说，我喜欢表现主义和文人画，并希望把二者融合起来，创造一种既理性又不失去感觉的极简主义写意绘画风格。

题材主要涉及人物、风景、静物。对这三者我并没有明显的偏爱，只是随性随机，我不想让风格、题材或材料来束缚自己的创作思想，总觉得我的艺术疆界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请介绍一下您近来的艺术思考和展览计划?

高：我认为，画家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多维，除了要考虑空间时间对比，更要学会体会一种在场感!脱离了在场的现场感，创作的作品就会失去很多东西。现在说创作。我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就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因为我从来没有按照画展要求去创作。在创作方法上一直是中西结合来者不拒。其中感性大于理性，借鉴大于建设，解构大于重构。我今后的发展趋势是更加理性的建设，去重新建构我的画面结构，以更为严格的方式去完成自己写意极简主义的追求。并且要大大发挥宣纸与笔墨书写的特性优势及色彩优势。创作出适应多种环境、空间、时间欣赏的艺术作品，并开始认真考虑作品的延伸形式和去向。以上是关于在场与重构的艺术思考，提出来见教与同行。

俗话说，人生如梦，转眼百年。高润喜感叹如今已年近甲子，即将从教学副院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虽说在教学之余从未间断过艺术创作和思考，但毕竟不是专业画家，不能全身心投入绘画创作。现在真有一种即将解放的感觉，终于可以实现一个艺术家的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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