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的精灵——项元汴的收藏江湖
【编者按】天籁阁的珍藏世界是建立在昂贵的金钱代价之上，亦是由一颗崇古之心所生发、营造的。当年，项元汴花费两千两白银的天价买下《瞻近帖》，又一掷千金买下《自叙帖》之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花费巨资所赎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荣光。本期中国美术报特邀赵柏田带您领略项元汴以及他身边的一些晚明“文艺客”们的古物鉴藏经历。
家赀万贯 集藏天籁阁
在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的藏宝楼)，项元汴把所有的藏品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时间。他就像一只山洞里的穿山甲，守着宝物，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严禁进入这间屋子，因为它们不经意一抬足、一扇动翅膀，碰坏的可能就是商周的彝鼎，或墙上挂着的晋朝古画。
天籁阁得名，据说是与项元汴收藏的一把晋代铁琴大有干系。此琴为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纯系黑铁锻造，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但此琴的真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铭文等多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认为项元汴受骗了。另一种较为审慎的说法是这张天籁琴是元人制作的。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只要曾经出入过天籁阁，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位的不是金钱，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
当他们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那必须是阁主人的至交亲朋才行)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秘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壁、大理之石，再加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更是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咋舌不已。
项家到底有多少资产?与项元汴同时代的王世贞作过大概的估算。他说，专擅嘉靖朝国政二十年之久的前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与人纵论财富，搞出了个“富人榜”。榜单中居首等的十七家，皆富可敌国，最少的资产也在五十万以上，这其中，大太监冯保、张宏过二百万，武清侯李清过百万，严世蕃过百万，无锡邹望近百万，安国过五十万，曾任礼部尚书的吴兴董份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近百万。严世蕃还特意拿嘉兴项家与吴兴董尚书家作比较，说项家的金银古玩远胜董家，但田宅、典库等不动产不如董家。
“耳食人”
前文说到，项元汴曾收进一张创制年代存在争议的天籁铁琴，还以之命名了自家藏宝楼，那张疑点重重的铁琴到底是何人售与项元汴?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古物市肆，甚至鉴赏家们幽静的客厅里，到处都活跃着造假高手和狡诈的骗子的身影，因富有而闻名的项元汴，虽然练就了鉴定之功，却也因江湖险恶，难免遭遇“忽悠”。
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项元汴驾着他的“巨舰”往来于长江三角洲的几大城市，狎妓、会友，日子过得悠哉游哉。在杭州，他的书画船经常停泊在孤山一带，然后上岸与闻风而至的古董商们洽谈价格。以他的富有和出了名的精明，鬻古之风再怎么盛行，被骗得血本无归的事是断断不会落到他头上的。但也因为自己的名声，项元汴必少不了被仿制品考验的机会。
有一个叫李子成的浙江海盐人，与文徵明的妻子吴氏是亲戚。1542年冬天，吴氏去世，李子成前往苏州吊唁，与文徵明相谈甚洽，文徵明趁着兴致当即篝灯涂抹，作画送给他。李子成还向文徵明说起了嘉兴项氏家族几位雅好文艺的年轻人。1557年，文徵明的长子文彭赴任嘉兴府学训导，他短暂任职嘉兴的经历给了项元汴更多亲近文氏家学的机会。文彭的弟弟文嘉后来也成为了项元汴的好友。
对于文彭、文嘉兄弟来说，有文徵明这样一个活到百岁、愈老愈健的父亲真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无论多么出色，都注定了在父亲盛名的阴影下无所作为。文彭身在官场，应酬多，经济拮据可想而知，遇着项元汴这样一位雅好文艺的巨富，即使交情再好，有时也难免下一两回手。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里说，项元汴从文彭那里得到的怀素的《自叙帖》就是一幅伪本。詹景凤揭露那个时候一种通行的作伪手法，是以真跋装在伪本后面，出手赚取高价，而把真本私藏起来。据说詹景凤当面指出时，被揭老底的文彭则恼羞成怒，甚至指着他骂真伪与你何干。后来詹景凤到北京，曾任职国子监祭酒的韩敬堂给他说了一件怪事：近来看到一卷怀素的《自叙帖》，蓼纸甚厚，看字迹像是真本，上面却没有跋，不知是何缘故，因吃不准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没有购入。詹景凤惊问，这幅字现在何处?韩答，已经找不到那人了。詹景凤说了文彭作伪经过，说没有跋的一定是真迹，韩敬堂听了后悔不迭。
文彭的弟弟文嘉也参与过对项元汴的欺诈。项元汴以二十两银子从文嘉那里购入了一幅祝允明法书《草书怀知诗》，文嘉与祝允明很熟，他临摹的祝体法书甚至得到过祝允明本人的赞许，这幅卖给项元汴的字他临仿得极为高妙，好长时间都无人怀疑，直到后来项元汴拿出来重新装裱，才被人看出端倪来。
天籁阁的许多藏品，都曾有文氏兄弟掌眼把关，在文氏兄弟的熏陶下，项元汴的眼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也正是这两个项元汴极为信任的朋友，先后都参与过对项的愚弄。项元汴一直都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真赏者，但在同时代许多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个名利场中的“耳食人”(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这世界对他实在有些不公。
与董文敏
被今人誉为大师的董其昌，自称小时候的一手字实在烂得可以，以致十七岁那年去参加郡试，因字太差，被主考官松江知府袁贞吉列为第二。这一挫折让他大受刺激，发愤临池学书，三年下来书艺大长的他连文徵明、祝允明也不放在眼里了。但当他二十岁时来到嘉兴，观看了项氏家藏，才幡然醒悟，看到自己的狷狂可笑。
1574年，还是一个诸生的董其昌来到嘉兴，因为他与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熟识，是以有机会接受项元汴的延聘，到项家来做一个塾师。董其昌日后回忆说，来到项家，有机会浏览了天籁阁藏品，才知道从前学艺走了那么多弯路。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他说，因为与项德纯的朋友关系，项元汴对他也很是看顾，情份上几同师徒一般，项元汴经常与他说起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一一列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项家的常客。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就在这几年间，好学不倦的董已把天籁阁藏历代名画“索观殆尽”，被历代书家视为神物的王献之《洛神赋》唐人摹本，他就是在天籁阁读到并细加临摹。1582年，董其昌在项元汴处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同年他还见到了天籁阁秘不示人的《女史箴图》)，对之一直念念不忘。项元汴去世十二年后，董从项德明那里终于获赠此图。在这之前，项家后人向他求文、作画，鉴赏古物，每次都有可观的字画馈赠。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艺术家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松江老家。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就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和朋友陈继儒等人一起造访嘉兴。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项元汴的侄孙项鼎铉的《呼桓日记》记载了董其昌到嘉兴的多次到访，每一次聚会，嘉兴周边的画家、鉴赏家以及项家后人都悉数到场。
王国的覆灭
六十岁后，项家很少再有豪侈宴客、夜夜笙歌的场面，不知是项元汴精力不济还是他已不似先前阔绰。在一幅旧画的跋语中，寥寥数字“受制暴党”“杜门避难”，隐隐透露出他好像遇到了棘手的变故。
15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项元汴宴请了由冯梦桢陪同前来嘉兴的戏曲家屠隆(他们俩是万历五年的同年)。这是见诸记录的项元汴主持的最后一次夜宴。因来客在江南文艺圈里的声望，这筵席或许还称得上豪华。宴毕，项元汴还出示了自己的得意收藏，褚遂良手摹的《兰亭序》和米芾的作品真迹。作为答谢，首次造访项家的屠隆也留下了一首小诗，但从“器多三代司空赏，文有千秋班马存”这些应酬性的句子来看，这至多只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就在这次夜宴后的次年冬天，一代收藏大家项元汴在家中去世，由于记载阙如，我们只知道他是在“家衅陡作”的困顿和失意中去世的。
项元汴一手打造的艺术王国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土崩瓦解。1645年8月6日清晨，清豫亲王多铎派遣贝勒博洛的一支军队爬上了嘉兴城墙。项元汴的孙子项嘉谟在城破时率二子及妻妾投天星湖自杀。嘉谟的一位堂兄项圣谟，数月前南京陷落时已带着老母妻子躲到嘉善乡下，逃得一命。
在这场浩劫中，项元汴死后分给六大房的累世珍藏，据说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掠去，散落民间。到1652年端午，鉴赏家吴其贞来到嘉兴，从在世的项氏后人手中看到仅存的黄公望《水阁图》时，项氏六大房物已然散得差不多了。尽管项氏那庞大的、几乎囊括了一整部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的藏品再也无法归拢，几百年间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多世纪后，项氏天籁阁旧藏的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等画卷成为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禁宫藏品。这个对奢靡的江南文化倾慕不已的清朝皇帝不仅把自己在承德避暑山庄敕建的藏书楼命名为“天籁书屋”， 还在1784年南巡至嘉兴时特意造访天籁阁遗迹，写了数首诗怀念死去近两百年的南方文人项子京。
项元汴把玩书画的大理石画桌，后以四十两银子归于苏州收藏家陆西屏。大约1817年前后，这张石桌成为了专藏宋版书籍的清代藏家黄丕烈“士礼居”的藏物，据说当时还光泽可鉴。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住在嘉兴新篁镇的金石学家兼鉴赏家张廷济，得到了天籁阁的另一件旧物，是出自嘉靖年间巧匠阎望云之手的一张几案。1938年4月，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新篁镇时，这张几案和张廷济收藏的鼎彝、碑版及历代书画一起在大火中焚毁了。
几百年后，一代名楼已成墟里孤烟，已很少有人知道，项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经叫秀水、嘉禾，项元汴喜欢的那个古称“檇李”无人再提起。当年阁主人摩娑把玩的古物、珍玩却仍在尘世间行走，它们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
物比人更长久，是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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