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对于黎雄才的特别意义

中国近现代国画史上，众多画派画家皆重视写生问题。近日，由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北京美协等联合主办的“风神兼彩——石鲁的创作与写生”展览，展出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从1959年至1964年创作的主题绘画以及相关写生画稿；而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广东省委宣传部、广州美院、广东省美协主办的“百年雄才——黎雄才艺术回顾展”，展出黎雄才自上世纪30年代至晚年不同时期的山水、花鸟、书法等创作和写生稿约400件。本报特约请专家撰稿评述石鲁与黎雄才的创作，他们对于写生的单纯的执着，依然能成为今日美术从业者的标杆。——编者创作中的黎雄才延河饮马石鲁写生对于黎雄才的特别意义 □梁江写生在黎雄才的艺术行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春睡画院到日本，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西南西北，黎雄才都在写生。如果说，此前的写生多着意于观察和技艺训练，在于收集素材和纪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写生，则促成了他在艺术创造上质的升华和意境的转向。特别值得提及的，当是中国美术馆所藏，长达28米的《武汉防汛图卷》。1954年夏季，百年不遇的长江洪灾威胁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值壮年的黎雄才奔忙于泥泞坎坷的沿江堤岸，参加抢险，奔走写生，晚间回驻地还对画稿加工整理，忙至深夜。防洪抢险之后，黎雄才经一年多苦心经营，在大量写生稿的基础上创制出《武汉防汛图》长卷。这一作品出色地运用了山水画长卷形式，场面恢宏，内容繁复，绵延数百里的抗洪防汛叙事一段段铺陈推移。全图气势恢宏，首尾贯通，细部刻画精到。水墨渲染，青绿着色，干湿并用，层层晕染，雨云笼罩，水天一色，树木、房屋、人物等远景近景虚实有序，起伏跌宕中透出史诗般的音乐感。《武汉防汛图》一问世即备受瞩目。它不仅赢得“抗洪史诗”之誉，也在实践上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没有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大场面斗争生活的能力之类的诘疑，作了很好回答。《武汉防汛图》整合了黎雄才人物画、花鸟画方面的过人能力，进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山水画表现范式。这是他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直接成果，标志了黎雄才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另一个意义在于，传统山水的空灵飘逸，由此转入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景中，山水画被注入新的内涵。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写生稿与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写生稿，可印证他在观念和方法上，是如何在一步步延续、丰富与深化了“写生”的内涵。他之写生，多以毛笔直接对景挥写，笔法精准，线条流畅，其对毛笔的使用已达挥洒自如、物我两忘程度。他说过：“写生方法有二字：一曰‘活’，二曰‘准’。‘活’则物我皆活，能活则灵，灵就能变；活无法定，法从对象而生。物有常理，而动静变化则无常，出之于笔乃真神妙。所谓神妙即熟极而生，随手捡来，便是功夫到处。‘准’一般来说不离其形，准则重规，目力准则下笔才准。形与神要合一，若只求形似，是非画也。” 1959年，他开始关注韶山，曾以岭南式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及周边场景作了很具现场感的精到刻画。及至后来的《朱砂冲哨口》《长征第一山》《延安之春》等一系列革命圣地题材作品，黎氏山水的个性风范日渐凸显并且铺陈出来。他强调“有生命，有生活感受，这正是传统山水画所缺少的”，重视新意境与新精神。而在形式语言上，墨重于色，突出笔法的“挥写”意趣，雄伟壮丽与秀润清新融为一体，这与画中要传递的鲜活的生活气息十分吻合。他所画松树之所以获得人们交口称赞，也和他经年累月的松树写生分不开。其留下的万余幅写生画，两千多幅是松树，从千载古松到嫩绿幼松靡不俱列，枝、叶、根、干细部还设专册。他的勤奋和专注让人惊诧，陈金章教授回忆，即使在广州炎夏，“黎老在小房间里一画几小时，全身都湿透。” 石鲁笔下的诗情 □石果所有石鲁的颂诗，是献给所有在大地上耕耘劳作、生生不息的民众的。石鲁艺术充满了对整个世界的诗情，他笔下的人物、山石、花草、动物的“形、质、动、静、神情、姿态”，充溢着有灵、有爱、有趣的生动。在《转战陕北》与《东渡》两大丰碑之间，是无数的经典创作、习作、写生、速写。短短的5年，石鲁完成了自己的飞跃，也带领着陕西美术家团队完成了集体的攀登。1962年的“陕西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巡回展”获得了画坛的广泛喝彩和认同，艺术界与史论圈都在谈论着“长安画派崛起”的现象。千年废都的寂寥，西北边陲的遗风，在新长安这批画家的“金锉刀法”、“拖泥带水”、“墨色相破”、“以色代墨”的笔墨新程式中重焕光彩。而石鲁的生活实践和精神理念所形成的“积极的理想主义”和“物我同体的自然主义”在人文“造境”的美学意义上提升了朴素的客观世界。品味石鲁的画作，犹如在读诗，韵味无穷，意蕴深长。“不入诗料者，不可为画材”，石鲁如是说。因为如实的抄写临摹，是所有普通画匠都能够完成的简单作业，而诗情画意的渗透则使中国画成为既单纯又丰富的综合艺术。这正是石鲁在关键的5年之前和之中所下的工夫：读史、读诗、读论、读经……创构《转战陕北》最紧张的时刻，创作组的其他画家都忙着画草图练笔墨，而石鲁还在优哉游哉地品茗茶，诵读唐诗宋词。然而在“诗”的深处，石鲁更重视“生活”。石鲁说：“生活决定精神”，“生活枯竭，画必凋败”，“置身于生活斗争之外者，艺术之智慧与灵感不会降临在冰冷之头上”，“伟大的感情是伟大的实践的产物”，“不能设想，一个在革命的艰苦环境中未曾经过任何实践的人，更懂得陕北黄土高原朴质而雄浑的美”。这些直指人心的话语，观照着无数要做画家的画人们的作为，至今仍会引起我们心灵的震动。石鲁的本意，是要打造一个“窑洞画派”。这是由特定的生活、特定的理想所造就的艺术流派。10年的陕北生活，不仅奠定了石鲁的人生轨迹，也决定了石鲁的中国画绝不是单纯的传统文人的中国画。虽然石鲁的家学传统、国学传统所给予他的文化血脉根深蒂固，也在他于“文革”期间所形成的第二艺术高峰上充分表现出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再是纯正的文人，所以，是他首先用了“新文人画”这个名词概括自己的复合性文化身份。如果我们用“窑洞里熏陶出来的新文人”，或者“充溢着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的文人画”来形容他的人格及艺术，会有一种比较新鲜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