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功甫帖》论辩的现世价值
与其说，论辩“功甫帖”是一场关于文物真假的讨论，不如说它是一场利益大戏。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将成为构建中国式议事规则的新课堂。其中，谁是主持人，当事方如何发言，媒体和公众扮演的角色和定位，都可能成为未来社会话题和事务的议事样本。
随着世界著名拍卖行苏富比1月13日在官方微博上如期推出报告，向近一个月以来有关苏轼《功甫帖》的质疑说出一个大大的“不”，堪称跨年度第一大文化新闻的“功甫”论辩渐入高潮。如果没有不可抗力的介入，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而这场估计没有最终结果的涉及各方利益的纸上争论留下的历史痕迹，恐怕已溢出拍卖界和文化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具有30年书法学习经历的超级粉丝，我对苏轼《功甫帖》的兴趣始于去年9月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拍出这件两行九字的“告别信”。当时在网上看了照片，只觉得从书法角度看价值一般，问了几个同好，都有类似的印象，便没再多关注。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猛然看到上海媒体刊发有上海博物馆学者力证《功甫帖》为伪本的新闻，一下子来了神儿。随后，当事各方声明的声明，磨刀的磨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果然，新年元旦，上博的三位书画研究专家以个人名义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两篇介于学术和随笔之间的研究文章，开始正式出招儿。两天之后，苏富比答应10天之内作出回应，并如约在各方升级性表态战火中捧出一份长达14页的图文版报告，随即引发新的口水战。
可以说，在过去一个月间，没有哪条有关传统文化的新闻能如此吸引媒体和公众的眼球。一时间，这封被认为是苏轼写给朋友郭功甫的短信的真假，成为从传统媒体到微博微信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从名人到粉丝，发言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我没记错，上一次中国文化界集体谈论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兰亭”论辩。在那次有关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方是证伪派，以高二适为代表的一方是证真派。但是，辩论并没有得出普适性结论，以至于今天它还是一个中国书法史界的谜题。随着近年当事人回忆录的陆续出版，这场论辩的政治功能已成定论，像那个时代的所有非正常事件一样，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变异的样板，让人唏嘘不已。
与那次政治色彩强烈的辩论不同，此次“功甫”论辩具有本质不同。它因属拍卖、收藏界的商业事件，特别是在拍卖方为洋人而购买方为私人的条件下为大众平等参与发言提供了一种宽广的可能。与其说，它是一场关于文物真假的讨论，不如说它是一场利益大戏。目前各方的发言和表现，也为我们展现了屁股决定头脑的铁定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将成为构建中国式议事规则的新课堂。其中，谁是主持人，当事方如何发言，媒体和公众扮演的角色和定位，都可能成为未来社会话题和事务的议事样本。比如，苏富比在提交专家报告时用了“以正视听”四个字，这是妥当的吗？那么，那位上博的专家对苏富比报告的回应是“不会看、不理它”，这难道是一介学者应有的态度吗？真理越辩越明，真相当然也是如此。我想，这就是“功甫”论辩的现世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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