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评论：一条纱巾？

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莱默近日在纽约去世。曾经，对现代主义的拥护和对当代艺术的严厉批评，让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纽约时报》上风头一时无两；而过去10年，他为《纽约观察家》写的那些对不同艺术运动所进行的最尖锐的批评，让他跻身罗伯特·史密斯、迈克尔·基姆尔曼、彼得·施杰尔达甚至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20世纪评论“黄金时代”的名录中。而今，“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反观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无论你走进国内哪个当代艺术区，一个下午转下来，手中总能收到繁多的画册和宣传品，上面满布评论文字，却几乎让人没有兴趣一读。没有了鲜明的态度与观点交锋，中国当代艺术评论似乎只剩下走入死胡同的“奇异景观”，让艺术家和读者都摸不着头脑。中国当代艺术评论所关注的层面单一而且残缺，对自身传统和主体文化“完全否定”，对外来文化则“完全继承”，不少评论家一反道德操守与学术独立，让评论这一意见表述行为变成获取名利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角色、位置、价值、效应究竟几何，这种群体性的困惑，动摇了评论曾经拥有的权威感，理论逃逸评论、评论丧失框架、价值倾向媚俗、文字缺乏文采——声音衰弱、空间狭窄、力量轻微，我们甚至很难听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评论了。芝加哥美术学院教授詹姆斯·埃尔金斯亦曾表示，当代艺术评论“处于一种普遍的危机之中”，他甚至用“七头怪蛇”来形容目之所及的当代艺术评论：展览文章、学术论文、文化批评、守成派宏论、哲学文章、描述性评语、诗意文字，就是没有大胆的判断和对判断本身的反思。在这其中，展览画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存在的最广泛的场所。评论家充满学究气或者哲学词汇的文章充斥于画册的前面，那些从作品形式、艺术家言论和理论中截取的毫无关联的词语组成的评论文章，甚至变成展览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作用也仅此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评论的声音不仅微弱，而且也足够强大。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产生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写手，大量评论文章被炮制出来，也被迅速忽略掉。这让人不禁怀疑：它们的数量远大于它们的读者的数量，评论的声音无所不在，又如此缺乏生命力。整个艺术生态圈中，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从事当代艺术评论的写作，却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各执一隅之解，欲批万端之变”，“东向而隅，不见西墙也”，似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呈现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有人说，当代艺术评论的症结，不在于东西有别的观念，而在于自身机制的运转——我们没有足够的平台：除了少数艺术报刊外，上世纪80年代艺术报刊竞相争锋的局面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而艺术评论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使得评论队伍分散，评论者亦看不到对当代艺术评论特殊性表述的成熟范例，而只能盲从于一般的文学性的评论体系。而在那些还秉持着作为评论家最基本原则要素的评论家看来，评论需要强大的声音，系统的概念和规则，严肃、多层面和生气勃勃的立场，以及对判断的反思而非对判断的炫耀——评论家应当力求在情感、意志、品格和智力等方面保持最高标准，将评论提升到睿智的境界。也许，我们所需要的，只能是面对当下纷繁的当代艺术生态的冷静头脑，而不是那些只是与经验中的词语的连缀和罗列；为了保持当代艺术评论的客观和文本公正，评论必定要构建在已经发生的艺术家的整体情感波动点上，发现整个社会对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的影响，从而帮助或曰引导艺术家进入属于自己的对当下的独特感知，完成极具个性的表达。当艺术家与评论家共同碰撞出新的话语和观念，当代艺术评论才能发现艺术创造的新的思潮方向；否则，当代艺术评论就会如同詹姆斯·埃尔金斯所言，仿佛是透明的纱巾，飘浮在文化对话的微风中，却没有什么安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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