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从“穷途末路”到突破超越

“当代水墨不仅是水墨创作的延展，当代艺术的冲击也打破了传统的水墨边界。”湖北美术馆副馆长冀少峰说。 1985年，李小山在《江苏画刊》提出：“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然而，28年后，中国画并没有走入死胡同，而是与当代艺术产生交集，最具代表性的是呈现出多样化而富有生命力的当代水墨。清初山水画大家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在当代艺术形态多彩纷呈的今天，传统水墨也在进行变革，如何重读传统、传承延续，成为水墨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而融合了当代文化审美特性的当代水墨的兴起，则为传统中国水墨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可能。当代水墨艺术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尝试，为传统艺术形态赋予新的视角与可能。不仅是山水和梅兰竹菊近日，一场名为“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画邀请展”的展览在湖北美术馆举办，这些当代水墨作品从观念形态到媒材式样突破和超越了传统水墨，吸引了大批参观者。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秋拍中，中国嘉德等多家拍卖公司都举办了当代水墨的专场拍卖。不论是展览、学术梳理还是市场，当代水墨的不俗表现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那么，何谓当代水墨？与传统水墨相比，当代水墨有着怎样的传承与变革？目前，学界对当代水墨并无明确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水墨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水墨基础上，与当代思维意识的联姻，是艺术家运用个人经验和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对传统水墨画的变革与重构，使之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 “当代水墨是一个还在进行时的概念，我们为了在市场上和学术上有一定的区分度，所以生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表示，他认为，水墨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先锋性、研究性和前瞻性，当代水墨并不是在笔墨上脱离传统，而是艺术家在传统基础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的笔墨与当代的思维产生链接。策展人杨维民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关注当代水墨的发展，并策划多次当代水墨展。他表示，当代水墨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它与上世纪80年代关于形式美、笔墨等于零的大讨论有关，也与当时出现的实验水墨相关联，更与后来时兴的新文人画和都市水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为当代水墨定性，水墨的当代性就是一种对待中国画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态度或立场是对现时性的思考和感知方式，它不具有普遍和统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并存的一个鲜活状态。基于这样的思考，从事当代水墨探索的艺术家先后开始了对传统的再借鉴与再开拓，这就令新水墨创作在新世纪以蔚为大观，进而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现当代艺术，又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新创作。不仅如此，水墨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大大丰富了水墨艺术的生命力，也使得不同门类的艺术家都能够参与其中，让传统水墨焕发了别样光彩。如“再水墨”展览中展出的尚扬、方力钧的作品，便是将油画创作与水墨的嫁接，而谷文达和徐冰的装置艺术，则使水墨从平面走向三维，此外，李孝萱、李津、武艺等艺术家创作的架上水墨作品，用传统的笔墨表达当代生活与人性，让水墨的题材变得更丰富、广泛。 “传统水墨的表现力是有限的，它反映的主要是画家感受到的第一自然，比如说山水花鸟这些题材。”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我们今天的视觉景观和社会文化主题都变得丰富多样，因此中国画就面临着如何成为当代文化载体的问题。而在实验水墨的画家那里，他们努力把水墨的语言和当代文化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也具有当代文化的特点。” 走出“穷途末路”的自我革新 “当代水墨可以追溯到新文人画的概念，中国画这个系统希望置死地于后生，一直在努力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吴洪亮说，“传统水墨的笔墨渲染已经演变为复杂的文化心态，而当代水墨在艺术家手里又回到了材料本身，水墨回到创作的媒介，这也使水墨的创造力突破了门类的界限。”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认为，传统水墨与当代水墨有许多不同之处，传统水墨虽然借鉴过很多西方绘画的元素，但还是有很清晰的脉络。今天的当代水墨则更具有实验精神与当代意识，不能用传统的审美观念去看待，而应该将其建立在一个新的审美语言与系统基础上。吴洪亮也表示，传统水墨更关注评价标准的问题，如笔墨功夫和审美判断方法等，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而当代水墨的评价系统则区别于传统水墨的评判标准，更看重作品的前瞻性、实验性，以及和当代人思维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门类，当代水墨已经无法忽视，尤其是“60后、70后”的艺术家对当代水墨的实验性和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当代水墨具有的前瞻性，很多传统水墨局限在传统的中国画刊物里，而当代水墨进入了更多的时尚杂志，和今天的时尚、当代艺术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它是一个整体思维。”吴洪亮表示，“我们生于东方，水墨是东方的表达形式，艺术家用这种东方的表达方式传递对当代生活的认识和思考，有着很大的潜力。” 杨维民曾策划多个年轻水墨画家展，他认为，年轻水墨画家属于当代水墨创作的主力，他们有着共同的学院出身背景，经过系统的教育，也感受到时代变革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冲击，他们的作品凝聚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这些画家没有故意与传统保持距离，而是更多注重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和生命体验的表达，作品风貌迥异于传统中国画，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诠释自我对传统、对水墨的认知，他们直接关注现实以及现实对个体所产生的心灵激发和感召，力图解决水墨媒材与现实社会的关联问题，显示出当代艺术的观念性对于传统绘画形式的介入。中国意象的国际推广 2012年9月17日，“中国水墨新艺术展”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开幕，展出了蔡广斌、冯斌、刘庆和、孙良等9位中国当代水墨画家的近80幅作品，引起较大反响。参加展览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蔡广斌表示，中国当代水墨在韵味、意境方面继承了传统水墨的优良品质，同时借鉴了西方的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等新成果，将两者结合起来，更便于国外受众欣赏和理解。冀少峰也表示，在全球艺术舞台上，能拿出自己的艺术形态和西方艺术形态进行对话的，最好的就是中国水墨。美国斯坦福大学艺术史学家布里塔·埃里克森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形容为“最具理想主义色彩、机智而果敢的中国艺术家群体”，他列举了仇德树、谷文达、高行健等艺术家，“从创新的意义而言，他们用过去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曾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的米歇尔·阿克曼表示，水墨这一艺术立场在西方艺术中是没有的，是一个独特的、中国式的艺术理解。中国水墨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而这个环境从清朝开始就慢慢消失了，水墨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不能随便利用西方艺术、当代艺术大潮式的东西，所以当代水墨面临的情况尤其复杂。“我是从80年代末开始重视中国当代水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关注。而现在则不同，中国当代水墨正在从边缘转移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代水墨已经开始进入国际视野，但相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当代水墨仍处于起步阶段。吴洪亮指出，目前水墨艺术还是局限在较为东方的视野里，尚未成为全球化认知体系的重要部分。“目前世界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较多，但水墨还是相对弱一些，中国当代水墨还有很大的推广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要伴随整个国际的认知体系，无论是拍卖行还是博物馆，无论商业还是学术，都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此外，在运用当代水墨语言重构本土身份的同时，也要注意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表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从事新水墨探索的艺术家意识到了传统的独特价值，并在努力回到自身的语境中，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终于迈向了“再传统”与“再中国化”的过程。鲁虹指出，“再传统”与“再中国化”决不是通过简单重复传统的方式去获取中国身份，而是基于当下感受对传统的再创造，这种将当代艺术与传统文脉保持紧密联系的追求，恰恰是艺术家从事当下创作，或参与国际对话时必须充分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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