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洋：如何定义未来的艺术机构?
回顾2013年度，艺术行业整体在没有太多惊喜、和零星质疑声中稳健上升，这一局面既表明了来自各界的外力供需关系的改变，也体现在艺术生产机制的内在特征上。不仅仅是刚过去的一年，较之上一个现代艺术运动的历史时期，艺术家在观念上以及由此引发的艺术实践方式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变革;作为展现艺术品的机构而言，实践方式也正处于变革的需求下，这体现在对于自身的功能调整和推出展览项目的方式上。
虽然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必须调整策略来适应行业环境带来的变化，但一些机构将展出媒介的比重作为工作核心，我们看到一些尝试以媒介来重新总结艺术状态的大型展览层出不穷，比如体现在“新水墨”、“行为艺术”或者“动画艺术”上。但我想各个行业中的变革，并不是指停留在对于展示资源比例上的变化，而应是在对展示的观念层面需要有结构性的优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和艺术家形成新的共识。机构如何展开研究，本身也是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只有将研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维度才能赋予自身研究的合理性，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参照。2013年更多新兴的当代艺术机构将自身的研究脉络建立在持续推出的艺术项目上，而并非像众多的现代艺术馆那样建立在自身的收藏系统上;同时对于跨文化领域的研究，也体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除了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和专业性，机构作为公共场所依然承载着服务性。今天的艺术机构已经不是仅仅提供审美或者神圣情怀的场所，而是更多元的与社会各知识领域展开互动，以及采用更偏向于企业化的运营方式。2013年过来，艺术行业依然被有意无意的舆论导向为资本回报和文化猎奇的新兴领域，也有保守者认为当代艺术是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的一类伪宗教，并对此进行了强烈批评。如果我们回望历史，这种批评的声音并不罕见，往往出现于艺术创作系统正处于革新的时期。同时在贯穿2013年中，在发布观点、信息流通的平台愈发多元和降低门槛的社会环境下，美术馆作为抵制反智的阵地的影响力被加强了：在视觉艺术展览面前，美术馆成为怀有不同意识形态观众之间的缓冲地带;从数据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观众热衷于参与专业讨论会，和参与艺术展览以外的文化活动上，比如美术馆举办的音乐会、电影放映和工作坊等。总之较之传统意义的美术馆，当下的机构更像是基于地缘社区概念下的当代文化中心。
这一现象并不为奇，映射出整个社会环境充满了暗涌，各式思潮和主义正在积极进化自身理论并且延展成对于各色不同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然而，我们也看到在2013年，一些基于流行文化图像的展览受到了来自城市系统各个阶层的关注。漂亮的访客数量有效缓和了机构投资者的需求与机构学术团队之间的矛盾，要知道对于大部分斥巨资兴建的艺术机构所精心策划的项目，可能整个展期内观众数量不及一场更值得批评的中国足球比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瞩目的展览往往可以用“精致、流行图示、景观化、艺术家演义”几个关键词来涵盖，与我们这个时代喧嚣和空洞相映得彰。对于艺术品/艺术展览的呈现效果或许会受到来自外界需求的影响，但从策划展览的观念方式上，艺术机构必须保持自主发展和定义的状态。
比起饱受非议的春运或者房价，艺术并不是刚需。艺术市场的价格起落所导致的产品分配结果，并不会引发民生问题。如果我们纵观近2005年以来的所有对艺术品价格质疑的声音时，会发现这些来源并不发自艺术品市场真正的买家群体。整个世界范围中产阶层的萎缩同时，也造就了超级富豪阶层的又一次崛起，这一现象不仅促发了艺术博览会市场的飞快复苏，同时也加快了中国艺术家进入国际艺术舞台的脚步，亦使得中国艺术机构的发展被放到了世界的显微镜下。
作为机构，我们目前所有的讨论和对于自身工作方法论的怀疑，特别如何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找到更为合理的位置，其实与上世纪90年代那些关于艺术价值以及艺术机构价值的争辩似乎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有的方法论在今天依然含糊不清，以至于全国性的大肆兴建机构成为资本力量为数不多的选择。这恰恰说明了我们依然处于一个摸索的时代。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度赞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需要继续加强不同形态机构之间的联动与策划层面的协作。比如UCCA和广州时代美术馆合作的“脉冲反应”交流项目，就是将基于不同机构自身地缘性的研究，在横向维度展开。新春之际，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能够在更多的机构间形成这一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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