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1840－1937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百年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从农业手工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社会意识形态、精神价值取向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从19世纪中期开始，高度专制的全能主义的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多元现代社会初现胚芽。清王朝覆亡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进展迅速，尽管广大农村边陲地区现代转型艰难缓慢，发达地区城市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往往孤立、飘浮、脆弱，却辐射出了巨大的能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城市为基地，塑造出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城市化与城市大众文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期以后，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城市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开展。
社会的基本层面是处于底层的草根平民，民间草根文化是社会最基础的文化堆积。社会风气的变化往往从社会底层草根平民层面开始，社会文化的转型首先是社会基础草根文化的转型。新的城市生活空间和市民生存方式构建出追逐商业利益、追求金钱消费的城市大众美术，城市大众美术背离了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审美取向，从而使中国美术进入了现代性的境地。大众美术作为与精英美术异质的美术形态，既有着与精英美术相脱离的俗雅之分，又成为精英美术得以实现的动力和资源。社会大众美术与学院精英美术的互渗与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与提升，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延续与变异：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5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各国纷纷开始规模浩大的航海活动，前往海外寻求财富，以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人类历史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序幕因之开启。1513年即明正德八年葡萄牙船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4年后获准在广州登岸。1535年即明嘉靖十四年，明王朝政权正式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澳门贸易。1557年即明嘉靖三十六年外国商人获准在当地建屋居住，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定居并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口岸，大批中外商人前来澳门互市，澳门与广州构建出珠江三角洲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几乎垄断了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
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称为“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外国人称他们为“皇商”。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国人等行政权。外国人一切陈情要求，必须由行商转呈，不得与其它中国商人交易。 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清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描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1715年即清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相继设立。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清人何渐鸿作《羊城竹枝词》述：“茶商盐贾及洋商，别户分门各一行。更有双门底夜市，彻宵灯火似苏杭。”江南时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颇为盛行，苏杭妇女服饰在成为广州妇女时尚的装束。在何渐鸿所作《羊城竹枝词》中亦有这样的描述：“苏杭髻样细盘鸦，对对梅钗压鬓斜。
茉莉素馨都进却，巧装玫瑰剪袈裟。”明清时代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商业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广东工匠制作的器物人称“广作”，可与苏州工匠制作器物的“苏作”媲美。广东地区的工艺制品如号称“广缎”的丝绸，号称“粤绣”的刺绣，以及漆木家具和钟表制造的“广作”，均精美绝伦，受人喜爱，丝毫不逊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制品。广东地区的工艺制品大量进入向来崇尚江南的清宫。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据史料记载，在从事广东茶叶贸易的徽商往往购置诸多广东商品返回徽州，从而对徽州社会风习产生了影响。随着大批广东货品的输入，僻野山乡的徽州时尚，也受到了冲击。清人倪伟人作《新安竹枝词》：“缠臂双环明翡翠，垂耳双铛缀玫瑰。姊妹争怜好容采，阿郎新向广州来。”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作于1906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写道：“广洋杂货粤人开，灯镜高悬布匹堆。排列繁多装饰丽，五光十色映楼台。” ，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它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这些瓷器采用西洋绘画工艺与材料加釉烧制的彩绘瓷器，称为“广彩”。在制作瓷器、漆器、家具等外销工艺品的同时，对神秘东方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中国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
19世纪广东外销画创作和销售兴盛，在众多外销画家中有称为“史贝霖”（Spolilum）、“啉呱”（Lamqua）、“新呱”（Sunqua）、“庭呱”（Tingqua）、“煜呱”（Youqua）、同呱（Tonqua）、小同呱（Tonqua Jr.）、富呱（Foiequa）、奎呱（Foieqqua）、发呱（Fatqua），以及“南昌”(Nam Cheong)、“文昌”（Wha Chong）、“永泰兴”(Wing Tai Hing)等从事外销画创作的画家或画室、画店。根据法国游客的记述，1835年即清道光十五年广州十三行一带从事外销画活动的画店有近30家。 外销画有的以宫廷及历史事件为题材，更多的则描绘南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人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南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炯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它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
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十三行行商中不乏赞助文教、附庸风雅的人物，更多的行商则通过对艺术生产的支持和参与艺术商品的交易来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十三行行商赞助外销画创作，往往从外销画家那里订制自己的画像作为礼品馈赠外国商人。一些著名行商的画像被复制成为商品在市场流传。早期外销画家如史贝霖等人曾为知名的十三行行商如同文行行商潘有度（启官，Puankeequa）、东生行行商刘德章（章官，Chungqua）等人作肖像，稍晚一些则有啉呱、廷呱等人为怡和行行商伍秉鉴（浩官，Houqua）、广利行行商卢文锦（茂官，Maoqua）等人作肖像，更晚一些时候有香港的外销画家如“文昌”（Wha Chong）等人为“第三代浩官”伍元华等人作肖像。知名行商的肖像多为知名外销画家所作，较不知名的行商的肖像则往往由不知名外销画家，或是知名画家画室中的低级画师乃至学徒所作。行商与外销画家关系密切，了解哪些画家的知名度是高的，水平是好的。留存至今的外销肖像画当中，知名行商的肖像较多，可知知名行商的画像因为需求量大，必须大量复制。大量复制的肖像画依照画家、材质及绘画水平的高低订定价格，卖给不同的客户。被画的行商常须在画家面前摆出姿势充当模特儿，一些画家还能够进入行商的住宅，了解行商的生活，行商与画家往来相当密切，彼此较为熟悉。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通过徽商的活动，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 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广东的民间肖像画有着鲜明的南国民间美术地域特色。19世纪广东民间肖像画创作进入高潮，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画作。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的同时，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徽州民间肖像画亦对于广东的民间肖像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澳门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可以看到19世纪广东肖像画在延续民间绘画传统的同时亦有了西方绘画影响的痕迹。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经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成为更多西方人聚集的城市。这一时期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不少摄影师由画师兼任，有绘画经验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香港经济发展，具有殖民地特征的城市商业文化繁荣。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
1845年即清道光二十五年啉呱在香港开设画店，另外一位外销画家煜呱开设的怡兴画店则在19世纪70年代迁到了香港，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前后广州的外销画家新呱在香港设立分店。在这一年香港还只有“文兴”和“丽生”两家画店，到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增至7家，到1884年即清光绪十年更增至15家，其中便包括有名的“怡兴”和“南昌”。 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美术，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开拓与创新：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1685年即清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立的同年，清廷亦在上海设置海关，对外商业贸易日趋频繁，到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1840年即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唯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即清道光二十三年，根据《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商业日形起色，于是郊外荒凉之地，一变为繁华热闹之场。” 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正如地方志所述：“中外通商，昔以广州为首冲，今以上海为首冲，缘长江各岸遍开商埠，而上海居长江入海之处，商轮由海入口，必于是焉始，是为江之关系。曩者外洋贸易，皆自印度洋而来，今则太平洋之贸易尤盛，而上海在太平洋西岸，南北适中之地，是为海之关系。故上海为中外通商第一口岸，亦形势使然云。” 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开埠后10年左右时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到1895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以后，上海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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