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两个转变

提倡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空条件下，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必然需要，同时也为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从20世纪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中，我想提出两个转变的问题并做一些讨论。第一，从“隐性”状态到“显性”状态。毋庸讳言，自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各式各样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涌入，加之人们对“文革”美术的逆反心理，强化了对现实主义的曲解和误解，于是渐渐地避忌使用现实主义的概念，或者说现实主义“失语”。然而从实际创作来看，饱含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却一直未曾中断过，甚至在一些作品中还有新的拓展。比如周思聪的《矿工图》，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冯远的《世纪智者》，毕建勋的《以身许国图》，以及许多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新颖语言的人物、山水、花鸟作品，但很少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加以评说。另一方面，中国画坛上也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倾向，或一味模仿古人、前人，或一味追逐西方现代主义的审美标准；甚至有些已有一定成就的画家，也因迷恋市场价格而丧失继续上进的艺术追求，不再到生活中去汲取新的灵感，也不再到传统中去发现新的资源，而只是反复复制某种固定“图式”，实在令人惋惜。我以为，如果说当代中国画坛“多元激荡”，那并非意味着各“元”平分秋色；现实主义理当成为其中的“主元”，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理当成为主导性的审美理想。社会普遍认同和期盼的正是这种艺术精神，能够使诸多浮躁迷茫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振奋的也正是这种艺术精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使命。以亲切的人文关怀走向广大公众，以独特的人文魅力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强大的人文力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以说，现实主义艺术驰骋的天地无比广阔。20多年来现实主义“隐性”发展的不正常状态该结束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应以“显性”的姿态昂首阔步，通过自由竞争而更加光大。第二，从“线性”思维到“立体性”思维。这里的“线性”是指代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把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理解得过于狭隘，非此即彼，产生排他心理或置身其外的心理，其实很不利于当代现实主义艺术的拓展。比如片面地以为现实主义就只是重大题材的人物画，就只有写实手法，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画创作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和20世纪新传统），也无法理清当代创作的现状。从“立体性”思维来看，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艺术精神而言，主要把握这两点：一是贴近时代，关注民生，关爱自然，努力反映现实生活，对当代社会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和真诚的人文关怀；二是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可以说，凡是具备以上精神的作品，都属于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就艺术形式风格而言，空间更为开阔，写实手法、写意手法、象征手法等，甚至某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都可以借来为我所用。在中国画形神兼备、“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天地里，尽可自由翱翔。这正体现了当代现实主义者充满自信的民族气派和开放的艺术眼光。当然，关键在于“融化”，一切吸取只能是为了有助于彰显民族文化精神。 “线性”思维的另一种表现是将所谓“个人话语”与主流的“公共话语”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体验、个人欲望的直白表达，甚至只要快感，不要美感，很少顾及作品的社会效果和公众认知度。这种思维把现实主义曲解为只有“公共话语”，没有“个人话语”。他们不大承认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也不大承认张扬个性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特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只不过这种“心源”、“主体”附着在具有真善美意味的“造化”、“客体”之艺术升华后的语言形态中。不具备真善美品格的“个人话语”也可能来自“现实”，但它绝不等同于“现实主义”。只有将“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相融合，才能创造出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才能展现出现实主义风格的多样性。从顾恺之到顾闳中，从徐悲鸿到傅抱石，从清代金陵画派到20世纪的新金陵画派，都证明了这个规律。（作者为江苏省美术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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