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学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访谈

著名画家于志学最近创作了十二生肖组画，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十二生肖画题材有很多画家都创作过，黄永玉笔下的十二生肖诙谐、幽默，韩美林笔下的十二生肖抽象、趣味，他们的表现对象都只是十二种动物本身，而于志学创作的十二生肖则巧妙地把人与动物完美地融入画面，表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和谐主题正是我们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 ——编者卢平（以下简称“卢”）：作为一个艺术家，您一向比较关注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这是为什么？于志学（以下简称“于”）：这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的故乡在塞外松嫩平原一个贫瘠的小村庄，那时的北大荒被人称作“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从中便可以想象到那时的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离我家几里地远，就是我们方圆百里出名的“小狼山”，几百只狼掏空了一个小山丘，在那里栖息。狼群三天两头就要到村里来拜访，我从小就和狼打交道，了解狼的很多习性。荒原的生活是寂寞的，正因为有了狼，有了狐狸，有了野兔，有了百灵鸟，才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欢乐。这一切一切给我的童年留下太多美好、深刻的回忆。我深深地热爱塞外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从事美术工作之后，我多次来到大兴安岭北坡、西伯利亚边缘，那里异常寒冷，是驯鹿等野生动物为人们带来了生机和便利，驯鹿也因此被誉为“森林之舟”和“仁兽”。随着阅历和知识的丰富，我越来越认识到大自然母亲在孕育儿女的同时也孕育了一切生灵，这些生灵都应是人类的朋友，无论是高智商的人类还是低等微小的物种，就其生命而言都是平等的，生命与生命相提并论，没有高低之分。关注野生动物，就是关注人类本身。生态环境的破坏，遭受损失的除了野生动物还包括人类自己，野生动物的灭亡就是人类的灭亡。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不仅应该清楚这个重要意义，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意识到这是我们在创作中不容推辞的神圣使命，这就是我要关注野生动物的原因。卢：您何时开始关注藏羚羊的？于：由于我童年的特殊经历，我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很早就知道藏羚羊，那还是在1971年，当时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有一位名叫张勇的知识青年为了抢救落水的羊，不幸牺牲。我当时是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为创作连环画《张勇之歌》以歌颂烈士的事迹，我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体验生活。由于对动物的偏爱，我不仅研究了普通的绵羊、山羊，还研究了内蒙古草原的黄羊、祁连山的青羊，还有西藏的藏羚羊等等；藏羚羊是羚羊的一种，生活在旷野、荒漠以及山区。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艰苦环境下的生命都有着共同的属性，那就是生命力的顽强和不屈，因此我对生活在生命禁区的藏羚羊一直怀有深深的崇敬之心。在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它们能栖息繁衍，顽强与命运抗争，在高原缺氧的自然环境下以极快的速度迅跑，这种勇敢的精神和挑战生命的意志令我敬畏，所以我关注它，赞美它，还要学习它。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藏羚羊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0年代以后陆续从媒体上看到了国家对保护藏羚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后，我更加关注起藏羚羊的命运，很想亲眼去看一看藏羚羊是如何在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压力下顽强生存的。那些贪婪的盗猎分子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令我痛心，他们破坏了多年来稳定的生态环境，使藏羚羊的数目锐减，这个古老的物种甚至已经濒临灭绝。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感到深深地忧虑和不安。卢：您为什么要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捐款？于：严格来说，我这个行动算不上什么捐款，只能说是献出我的一份爱心而已，这点小小的心意对于拯救藏羚羊来说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但这是我作为艺术家关注生命的一个体现，代表了我对野生动物、对藏羚羊的关爱之情。卢：您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执意去可可西里？于：可可西里是地球上的无人区，它的神秘能让人引发无限的遐想和向往。在那高原的生命禁区生活着藏羚羊，它们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经过漫长的自然演变和发展达到了稳定状态，对保护高原生态和环境起着巨大的作用。近些年来藏羚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数量急剧下降，长期下去将会引起严重的恶果。我是一个画家，关注生命是我的神圣使命，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运用手中的这支笔，直接讴歌、赞美大自然的崇高以及生命的伟大。只有亲自来到可可西里，亲身体验和感受藏羚羊的生存状态，亲眼看到它是如何顽强存活的，才能进一步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心头的艺术之火才能加速燃烧，这是其一。其二，通往可可西里的征程要经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口，这里海拔高，终年银装素裹、积雪皑皑，被国人视为“国山之祖、冰山之父”。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冰雪山水和“冷文化”课题的研究，能够沐浴昆仑山的雪光、山风、冰川、雪海，是一个极好的考察和体验的机会。在领略了北极冰盖的荒莽、欣赏了新西兰阿尔卑斯山的常年积雪后，这次我要目睹青藏高原雪山的风采，领悟昆仑之魂，接受昆仑神泉的洗礼，这可以增加我对“冷文化”全新的感受，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热带去看赤道上的乞力马扎罗雪山。其三，在青藏高原的咽喉要塞格尔木，有辽阔无垠的戈壁滩，有被誉为“活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古生物活化石胡杨林。我要亲眼看看那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在恶劣自然条件下还能生存的胡杨林，用胡杨的精神激励我的斗志，吸吮它顽强不屈的精神。其四，我在很久以前，读过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他笔下所描绘的楼兰和西域人，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个外国人，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这样浓厚的兴趣。西域在我国，而描写西域的著作，主要是由外国人来写。井上靖写西域，平山郁夫画西域，喜多郎作曲唱西域，怎么就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心声。为什么我们的作家、画家不能挺身而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可可西里的原因。我也知道到去那里对我这个年龄，又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心率失常的人来说有风险。但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就得积极地消耗”，它就像风帆一样鼓舞着我前行，激励我不断对新的事物追求与探索，我宁愿冒险探求艺术真谛而死，也不愿安安稳稳碌碌无为地颐养天年。卢：请您谈谈我们每个人能为保护生态、保护藏羚羊做点什么？于：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也是一个公民的素质和境界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整体文化素养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特别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认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尤其是现代社会，在我们经过了“非典”，品尝过破坏环境、屠杀野生动物所带来的苦果之后，每个人更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和人文关怀。相信我们都可以为保护生态做一点事，献出一份爱心。每个人都来关注生命，也就是关注我们的自然母亲、我们的家园和我们自己。卢：您作为一个艺术家，从可可西里体验生活归来有什么新的感受？于：这种感受与出发前的预想是截然不同的，通过这次来到青海，来到青藏高原，来到可可西里，我对艺术家深入生活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出发前我只有书本上和印象中的一些初浅的感受，只是一种神秘的、荒莽的土地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对我的吸引，我只知道在那艰苦的环境下，在稀薄的高原还有藏羚羊的生存，还有胡杨的生存。现在这种自然的生态遭到了破坏，我要亲眼去看一看，并努力去做一点事，我是带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感情去可可西里的。当我真正深入体察了可可西里、体察了青藏高原以后，和未去之前的想象差距是相当大的，我最主要的感受有三点：第一，高原卫士的牺牲和献身精神。这次在可可西里，我感受到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同志们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为保护藏羚羊所做出的无私奉献。他们在高原和沙化的草甸上和贪婪的不法盗猎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和较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西部的自然生态。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5个保护站都在海拔4600米以上，还有两个保护站在海拔5200米以上，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当我们看到这些英雄时，不能不为他们的牺牲精神而感动、而落泪。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他们的肤色变成了紫色；猛烈的风沙吹拂，烈日暴晒，使他们的皮肤粗糙不平；高原引起的红细胞增多症使他们的双眼通红。尤其是到了冬季，建设者走了，志愿者走了，只有保护区管理局的同志坚守岗位，长年守护在这里。吃不上蔬菜，看不上电视，洗不了澡，没有人交流，只有整天巡山搜索。为了寻找到盗猎者的蛛丝马迹，他们顶着暴风雪，克服种种困难，渴了就抓起一把雪，饿了就啃方便面，没有睡觉的地方就露宿荒野，或是在将要坍塌的废弃工棚里勉强栖身。不仅如此，还要时刻准备面对子弹上了膛的持枪盗猎者，与他们斗智斗勇。我在采访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才嘎时问他：“这些年来您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又经常遭到盗猎分子的威胁和恐吓，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这位藏族局长回答说：“感受最深的就是理解。我们的同志很多时候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同盗猎分子较量，即便是登山运动员到了这个高度都会出现缺氧的症状，而他们毕竟是暂时的，我们的同志却要长年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守卫和追捕罪犯，这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正是有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才能顶住压力，再苦再累也能承受，因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听完他的话，我更觉得这次来可可西里非常有必要。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歌颂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第二，保护藏羚羊就是保护生态资源、保护“中华水塔”。在未出发前我曾听到社会上有人对保护藏羚羊不理解，认为那只是西部当地的事情，和内地人没有切身的关系。但到了可可西里，我才真正理解藏羚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才真正认识到了保护藏羚羊的重要意义。藏羚羊是分布在青藏高原种群最多、最重要的野生动物。青藏高原作为和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重要高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特有的生态结构。全世界有30亿人的生存用水依赖于青藏高原，青海的三江源因此被誉为“中华水塔”。而藏羚羊与其它生物的生存是一种生物链的连锁反映：藏羚羊的胎盘可以养育高原的鸟类；鸟类的排泄物含有藏羚羊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又可以促进藏羚羊的繁殖；藏羚羊和鸟类的粪便还是草原绿化的天然肥料。另外，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可以为广袤的草原松土，改善土壤。辽阔的草原有强大的蓄水功能，有了草原，就可以保证水土不流失，从而保护三江水源，保护“中华水塔”。如果藏羚羊没有了，青藏高原的苔原草甸必然退化、沙化，这将直接影响青藏高原的水源，破坏三江源头，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当我站在可可西里不冻泉保护站前，看到四周一片沙化、寸草不生的景象时感到无比悲哀。才嘎局长告诉我，这是大量的淘金者滥采滥挖，破坏植被后造成的结果。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能不大声疾呼，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关注藏羚羊，就是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就是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第三，昆仑雪山催我奋进。我热衷研究“冷文化”、冻土文化和冰雪山水画，也看了很多的雪山、冰川和雪海，但都没有这次看到昆仑雪山时带给我的震撼。昆仑山被视为“亚洲之脊梁、国山之祖、冰山之父”，而昆仑之魂给我灵感，给我激情，我在创作时，要把冰雪世界的最高境界赋予给昆仑雪山。同时，昆仑山还被道教、佛教视为“神山”，成为海内外信徒们的朝圣地，赋予了中华文化高深的涵义。当我看到位于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外的玉珠峰时，身心完全融化在其中了。整个昆仑山脉如玉龙腾飞，冰川纵横、巍峨而壮观的景象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的圆融与博大，这个融合精神是道家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髓。通过这次的可可西里之行，我深深感觉到，一个艺术家不深入生活，不到真实的生活中去体验、去体察，就不会有纯真的感受，就失去了创作源泉。于志学简介于志学冰雪山水画创始人，祖籍山东文登大水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创作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专家工作室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专家工作室导师、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黑龙江省美协名誉主席、黑龙江省画院荣誉院长、黑龙江省国画会会长、冰雪画艺术研究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第六届中国美协理事。 50年来，于志学以“继承不是重复，一切在于创造”的艺术宗旨，以天、地、人的“三元绘画”为目标进行不懈的艺术实践。他创造的冰雪山水画，以其特有的原创性艺术语言和独特的技法，表现了“冷逸之美”的冰雪美学核心思想，使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对象由山、水、云、树拓展到山、水、云、树、冰雪，创立了中国画“白的体系”；他创作的人物和小品画，体现了中国画的书卷气和笔墨气韵，彰显出时代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传统笔墨与当代生活相结合的风范。在中国画绘画理论上，提出“墨有韵、白有光”的中国水墨画审美内涵、“创建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用光”的美学观点和“中国美术进入新传统主义时代”的学术主张以及21世纪人类新型的审美标准“智邃远”和“冷文化”等学术思想和概念。 1979年作品《塞外曲》荣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五届全国美展三等奖。1983年被英国伦敦国际出版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1987年获美国国际传记研究院授予的金钥匙奖牌和终生荣誉勋章。1990年作品《杳古清魂》获美国首届国际艺术大赛绘画类一等奖。1992年作品《雪月送粮图》获中国美协颁发的金奖。1995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颁发的“中国画学术精诚奖”。1997年作品《牧鹿女》获文化部、中国诗书画院颁发的“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铜奖。2004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授予“黄宾虹奖”。2005年获柬埔寨文化部授予的“吴哥文化奖”。2006年获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颁发的黑龙江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2009年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和阿穆尔州艺术创作协会分别向于志学颁发了“文化贡献奖”和“成就奖”证书与勋章。2010年获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颁发的“艺术成就奖”。2011年获联合国新纪元世界艺术联盟艺术科学院院士称号。现已多次出版了《于志学画集》、于志学文集《雪园漫笔》《大柳树的儿子》《东方艺术·于志学专刊》《文化时空·于志学专刊》《中国美术家档案·于志学卷》《触类旁通·冰雪技法》《于志学画冰雪技法》《冰雪山水画法》《冰雪画教学》《冰雪画教学Ⅱ》和中外美术评论家撰写的《冰雪山水画论》《冰雪艺术美学》《中国名画家全集当代卷——于志学》《冰雪画派》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