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乃大 一个老派藏家的操行评语
展览：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
时间：2020.10.31-12.5
地点：中国美术馆
《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捐赠一直是中国美术馆馆藏的重要来源，并通过展览对捐赠者表示褒扬。对捐赠者的重视能够促进国家收藏机构和捐赠者的良性互动，继而为公众提供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
容庚先生是书法篆刻家，但这个称号显然无法概括他一生的事业，他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又是著名收藏家。容庚原名容肇庚、字希白，1894年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容鹤龄、外祖父邓蓉镜都是同治朝进士，父亲容作恭是拔贡。容庚幼时在家读私塾，后进入当地高等小学读书。不幸的是15岁时父亲去世。其后母亲送他到广州与舅舅邓尔雅同住。邓尔雅是著名篆刻家、书画家，与容庚共同生活期间教授他小学和篆刻。邓尔雅对容庚的意义十分明显的，不仅奠定了容庚的艺术基础，应该也对他选择古文字为研究方向起到影响。修习篆刻之外，容庚还曾随族叔祖、岭南画派创始人居廉弟子容祖椿学习绘画。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容庚中学毕业，结婚，做中学老师，编书写作，当县议员。原本平顺的生活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或许他会成为当地一个乡贤。但在1922年，容庚任教的东莞中学校长因提倡男女同校被撤职，容庚遂与弟容肇祖离校，次年29岁的容庚北上进京求学。
北上途中，容庚在天津拜访了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并出示作品《金文编》求教，罗振玉表示赞赏。这部作品是容庚的成名作，作为一部完备的金文字典，至今仍是许多古文字学家的案头书。到京后，容庚先入朝阳大学，后破格入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容庚除出游、考察外基本在北京生活，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工作，完成诸多著作。
北上是容庚的人生转折点，使他进入更高的学术平台，得以认识罗振玉、王国维等学术名流，构建起自己的学术和社交圈子，通过罗振玉等的帮助开始出版学术著作，接触到更多图书文物，开始个人收藏。
1946年，容庚离京南下广东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与广东文物保护和书法活动，继续与师友保持社交，开始捐献文物。
粗略回顾容庚的经历，学术研究是他毕生的工作，收藏和艺术创作既是为学术研究收集材料，又是个人兴趣使然。
这次展览中有大量青铜器和青铜器拓片，都是古文字和金石研究的重要资料。容庚一生收藏青铜器200余件，并曾亲手制作大量拓片。这些拓片多有容庚或其他学者的题跋，且多富学术性。如陈列在中厅的越王剑拓片，后附容庚长跋可以当作一篇小论文来看。这把越王剑容庚曾经售与另一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后来容庚通过剑上铭文，考释出此剑为越王剑，又用其他器物从于省吾手中换了回来。
容庚收藏的大宗是书画，有1200余件。画作有宋人无款《秋山图》，元明清名家黄公望、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王鉴、恽寿平等的作品；书有唐人写经、祝允明、倪元璐、朱耷、金农、何绍基等。容庚对书画研究亦深，本次展览中有一张明代花鸟画家林良的《秋林聚禽图》，容庚就曾为林良写过评传。他还有关于倪瓒、董其昌的研究文章和《飞白考》等书法研究文章。1972年，容庚完成《颂斋书画小记》二百余万字，为他书画研究最后的重要著作。
容庚的印章收藏，除古玺和前人作品外，多有师长、朋友、晚辈为他所刻，艺术价值之外能够较直观反映他的社交活动。如他收藏的大量邓尔雅的作品，可看出他和舅舅兼老师的情谊。商承祚、冯康侯等同事、朋友的印章，既是他们友谊的见证，还是他生活轨迹的反映。不少年岁小他很多的印人曾为他刻制印章，如弟子马国权和京津的康殷、张牧石，都比他小30余岁。刘一闻、程与天等比他小50多岁，为他刻印时还是个青年。这说明容庚始终与年轻艺术家保有交集，也说明他晚年在书法篆刻界的影响力。
收藏是费钱的事，虽然容庚基本上一直有一份稳定的教授工作，著述、兼职也可带来收入，但相对收藏所需，收入总嫌不足。《容庚北平日记》中有不少他捡漏和低买高卖的记录。容庚有名言，“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不靠财力靠眼力，是他的收藏之道。
收藏外，容庚还是艺术创作者。容庚的书法得益于他对金文的研究，用笔圆浑平和，有雍穆之感，所作多临写吉金铭文。他的篆刻初宗黄士陵，又学汉印、古玺，冲淡恬静，与他的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次展览中有多幅容庚画作，相对于他为人熟知的书法篆刻，绘画并不多见。容庚绘画从岭南派花鸟入手，北上后泛临元明清各家。展出的这批画作，除赠给三个女儿的三幅花鸟外，无论立轴、长卷都写明临某家，虽然算不得特别精妙，但亦非一般文人自娱所能达到的高度。
不强调个性，以临仿历代名家为创作方式，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取向。本次展出的王鉴《山水册》、恽寿平《花鸟册》也都逐开标明仿某家。在容庚的艺术创作中，绘画可能是最早停止的项目，1949年后基本不涉足。现在能看到的容庚绘画作品，多是他中年时期在北京所作，不少还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作品。在这个历史时期，不断地临摹古画，或许也是他心境的一种折射。
本次展览中有两部作品值得一提。一部是这次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颂斋藏印》。这部作品完成于1974年，将容庚藏用印140方钤印盖10份，再由容庚手书封面10纸装订成册，自存并分赠友人。一部是《来鸿集录》，将现当代百余位学者给容庚的信集录成册，也是在“文革”中完成。制作印谱和书信集都是传统文人喜为的事情，但放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便是后期相对松动，也与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容庚先生敢为之，也说明他传统文人心性根深蒂固。在制作印谱的过程中，还有后辈学者王贵忱参与，也可见容庚始终在传承着广东文脉，他与画家吴灏的交往亦是如此。
在容庚治学、创作、收藏中无不体现出他传统文人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士大夫们喜欢刻上一枚“子孙永保”印章，希望自己的收藏能够世代传承，他又有着很现代的理念。
自1956年容庚捐赠一批重要青铜器和书画开始，他的捐赠活动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广东主要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他家乡的博物馆以及国家博物馆，都有他的捐赠。当然，1949年后收藏家们将许多重要藏品捐献出来，有时代和政治的因素，但更应当肯定的是他们的无私。像容庚这样彻底、大量地捐献藏品——青铜器近200件，书画1200余件，古籍善本1万余册，拓片、丛贴信札近千件，除去无私无法解释。他的无私又影响到子女，继续将父亲的遗产捐献出来。在艺术品价值飙高的时代，几乎每一位文化老人、重要艺术家身后都是巨大的财富利益，后辈对簿公堂者有之，老人过世不几个月生前藏品就大量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有之。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并没错，但容庚及后人的做法要更从容和令人可钦。
近年来，每当一位文化老人去世，便出现“一个时代终结”的叹息，也不论这个人能否代表一个时代。当1983年容庚去世时，人们或许正在拥抱一个新时代，无暇感叹时代终结。但容庚这位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学者，身上承载着变革时代的文人特质。通过这样一个展览，一方面因容庚及后人的无私而能欣赏到历代艺术品，另一方面也由容庚这个切口使观者了解老辈学人的生活、治学和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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