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珍贵文物亮相国博
经过积极推进和紧张筹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山西博物院、山西考古博物馆、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闻喜县人民政府协办的“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于2020年10月2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期两个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集中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十分重视与其他文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发挥文博行业头雁作用。从全国文博行业出发，以不求所藏、但求所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各地考古院所、文博机构优势，调动全国文物资源，共同策划举办高水平高质量的展览。此次展览即是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文博机构的一次积极合作。
这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的指示精神，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的一次重要展览。
展览概况
黄河中游在山西西南境自北而东奔流转折，划出了古称“河东”的文明摇篮，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就位于这个举世闻名的文明摇篮之中。这座2017年8月开始考古发掘、2018年即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晚商时期重要遗存，不仅为了解商代政治格局、商王朝与周边地区其他势力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而且对于探究早期文明社会形成关键时期的历史进程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堪称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酒务头遗址位于商王朝统治区域的西部边陲，拥有丰富的盐、铜资源，墓地主人所代表的族群在拱卫都城、调运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晚商时期河东地区诸多地方势力中的翘楚，在千里河山之间留下了丰富多彩的青铜文明之光。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多达数百件，其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在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器物组合和纹饰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与商文化演进过程的同一性，出土青铜器上的“匿”字族徽铭文则为探寻墓地主人的古国踪迹和人文渊源提供了重要的身份标识。本次展览是酒务头遗址出土文物首次大规模公开展出，精心遴选的170余件组出土文物，与国家博物馆藏部分西吴壁遗址出土文物等一起，共同构成边陲礼乐、尚酒时风、兵戎重地、装饰驾乘四个主体单元。
第一单元“边陲礼乐”
第一单元“边陲礼乐”展示酒务头墓地的礼乐文明发现。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贵族墓地，为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出土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表明，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从而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虽地处边陲，但在商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酒务头墓地大墓的形制、青铜礼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出其与商文化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与多样化的装饰手段相适合，此时已经有较多的乐器应用，而且成套系，显然具备了一定的演奏功能。酒务头墓地出土了种类丰富、造型各异的青铜鼎，其中不乏一些形体较大的重器，凸显其礼器功能。鼎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除了作为炊器与盛食器为贵族日常生活所必需外，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鼎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常常被视为王权的象征。鼎的多少标志着权力的大小与地位的高低。盆鼎立耳，腹部较浅，三扁足，作夔龙状，口接器底，造型飘逸、轻灵，与造型相对简单、厚重的鼎腹形成强烈反差，体现出商代工艺美术的独到之处。方鼎立耳，方口，斜折沿方唇，直壁平底，四柱形足。口沿下饰夔凤纹，下接兽面纹，四壁中间及四角均有凸起的扉棱，主体纹饰下以云雷纹为地。内壁一侧铸有铭文“母子”，应为族徽或人名。子匿圆鼎表面饰兽面纹、雷纹，足根部饰兽面、凸弦纹，鼎内壁铸有“子匿”铭文，应为族徽或人名。这种深腹、圜底、三足鼎的形制以及纹饰是商代晚期青铜鼎的典型样式。形制颇大，配得上酒务头的单墓道大墓的等级。除了作为权力、地位象征的青铜鼎以外，在商代大贵族墓葬中，还有簋、盘、甗、罐等青铜或陶制用品，形成丰富的礼器世界。酒务头墓地出土与乐器有关的遗物，如鼓、铃、铙等。商代乐器种类较前代更加丰富，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在祭祀和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
第二单元“尚酒时风”
第二单元“尚酒时风”展示酒务头墓地与酒文化相关发现。出土了商代常见的成套酒器，受商王朝核心区的影响颇深。青铜礼器是商周奴隶主贵族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物，觚、爵等更成为商代贵族世袭罔替的历史见证。商人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中心，商晚期墓葬中，觚、爵常等量配对出现，成为当时礼器组合的核心。觚爵套数的多少与墓主的等级、地位密切相关。在实际用途上，觚、爵均属酒器，在重酒之风盛行的商代，青铜觚、爵始终是青铜礼器组合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觚是一种盛酒器。商晚期口部极度外张的觚还可用来盛装醴（甜酒），以匙舀取而食。在重酒成风的商，据说喝不同的酒需要配备不同的器物，喝酒的仪式感比后世的茶道还要强烈。关于爵的功能，一般认为它兼具温酒、斟酒、滤酒等多种功能。青铜爵上的双柱来源于陶爵，原本为加固流口结合部而设置的泥钉，也可以放置滤网，过滤酒中的渣滓。这组青铜爵出土于酒务头墓地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与觚配套，代表了墓主高等级的身份和地位。爵位一词来源也与爵的特殊意义有关。在以酒器为主的礼器阵列里，不乏各种类别的特色酒具，觯、盉、方彝、觥、罍、卣、尊等，功能涵盖礼仪功能的各个环节。嗜酒的社会风气，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三种因素的强强联合，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第三单元“兵戎重地”
第三单元“兵戎重地”展示当时的工具与武备情况。商灭夏之后，为了巩固政权，消除夏的残余势力给西北边疆带来的隐患，在晋南地带构筑了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等，作为拱卫王畿地区的一道防线。商人与诸方国既有联盟又有战争，时战时和，晋南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酒务头墓地内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武器，包括青铜的钺、斧、戈、镞等，一个墓内达数十件，象征了武力的强势。酒务头墓地附近有运城盐池和中条山铜矿带，历史上，盐池出产的食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经济、生活显然形成莫大的影响力。在文明早期，盐的获取更为不易，中原腹地几乎只有运城盐池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盐。在青铜时代的商朝，铜矿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炼铜有关的夏商时期遗存，在夏县东下冯和垣曲商城、绛县西吴壁等屡有发现，说明此地不论是战略位置还是政治地位在商朝统治者眼里都十分重要。处于历史旋涡中的匿氏家族，可能是商王派驻在此地的高等级人群，确保与殷墟畅通的联系，保护并运输资源供给商王朝。中条山铜矿作为当时的战略物资更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要素。因此围绕稀缺资源开展争夺，并引发一系列的部族兼并的故事在此一次次上演。酒务头墓地有象征王权军权和特殊地位的青铜钺、卷首长刀等大型武器，也有数量众多的戈、矛、镞等进攻型武器，用意显然在于通过陪葬来体现对死者在冥世生活的护佑，如此数量的武器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君王墓内，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军事气氛的浓重。看似寻常的手工工具同样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内，这些工具可能跟车辆修理和“籍田”等礼仪活动有关，是中国古人重视农耕、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
第四单元“装饰驾乘”
第四单元“装饰驾乘”展示与古人生活和出行相关的文物。车马是最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之一，自古以来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现在生产、战争、政治、礼仪等诸多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在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时期已发现了车辙遗迹，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车马坑是中国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也有说法认为商周车马可能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反映了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周代是车马制度趋于成熟的时代，马车作为交通工具，是等级身份的标志，还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在先秦时期，马车既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同时又是统治阶层专用的奢侈品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帝王公卿身份地位相匹配的车辂制度。造车对手工艺要求极高，是古代的高科技，集木工、漆艺、冶金、皮革等百工于一身。大墓外有车马坑，保存有车轭、车衡、车轮等构件，镳、衔、铜泡、鼻形饰等马具。除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图案，酒务头墓地内还有特色的青铜和玉器等装饰，以青铜兽面形饰件最为典型，其形象与牛角兽面纹有异曲同工之妙。璧、圭、璜、柄形器等玉器种类丰富，玉鱼、玉蚕等动物形玉器造型生动。数量稀少的海贝也出现在装饰品之列。流行于商代至西周中期的弓形器，推测是一种驾车的用具，车战时可临时把缰绳挂在弯钩处驾驭车辆，腾出手来使用武器进行攻战。
展览特点
本次“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借助丰富的展品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以鼎为代表的礼器组合、独具特色的酒器组合，以及代表征战、出行、工艺、音乐等不同文化形态的文物组合，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酒务头遗址的重要考古成果。同时，此次展览还通过墓室场景三维展示、考古现场照片和考古发掘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展示了酒务头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复杂科学过程，并借助清晰的墨线图和铭文摹拓展示了特殊的古文字符号和蕴含在文物中的传统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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