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大秦帝国史的秦量三宝
始皇诏铜斛（闫氏铜斛）
世代不辍的变法图强，使秦从一个僻处西陲的附庸小国，一路走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辉煌，终于在秦王嬴政手中完成了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大业。政治体制外的多项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当数上贴国情、下合民意，最为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了。
统一度量衡 法纪严明
秦朝度量衡法制起源于商鞅变法。在铁血改革的孝公鼎力支持下，商鞅先后以左庶长、大良造的显赫身份主持了两度变法，其中力挺度量衡的有“秦田二百四步（方步）为亩”，以增加1.4倍的大亩制授田于民。他还监造了一升铜量，虽系功能单一的量器，铭文却通收兼顾了度具、量器、权累所必须遵循的主要数据，并作为国家标准器颁行各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变身秦皇，然积年征伐，国力衰微，民心涣散，百废待兴，急需推出大力度系列新政休养生息、以安天下。于是嬴政连下几道诏书，“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还创制了小篆、隶书。彼时各地度量衡器型各异、名称繁多、单位混乱、量值不一，进率上更是“各自为战”，致使市场交易、商贸活动无规可依。秦始皇又连出数招，且立竿见影、一劳永逸。
——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始皇诏曰“廿六年……皆明壹之（见铜斛拓片释文）”。这40字皇诏以竹简、羊皮书和标准器铭文形式颁至各级政府，并四处刻石宣示天下。
——确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琅琊刻石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简·工律》又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收录的《中国古代度量衡量值表》则显示，秦尺、升、斤分别合23.1厘米、200毫升和253克，允差率亦有精确数据，其中权累为253±2克/斤（亦有250±2克/斤之说）。
——制造和颁布度量衡标准器。据《工律》、《仓律》、《效律》记载，并以统一后的诏量、诏权（包括古籍著录和已知实物110例）考，秦标准器皆铭量值、年份、使用地、鉴造机构或官员姓名，同时刻录诏书才能颁行。铜量多呈椭圆形，量值为1/2斗、1/3斗和1/4斗；陶量多系圆形，器口略侈，容半斗和一斗，大型陶量则容一斛，合100升，侧有握把；除容积202.15毫升的长方形“商鞅方升”外，还有下文介绍的正方形“闫氏方升”，实测可盛大米1000克；而古籍多处提到的铜斛，则独有“闫氏铜斛”现身，实测可盛大米23千克。秦权多为馒头、半球和瓜棱几种形制，量值分石（120斤）、均（30斤）、24斤、16斤、9斤、8斤、5斤、1斤和半两；秦权皆作砝码用，提纽居衡杆中间，一端挂权，一端称物，衡平则秤准。
秦量三宝 斗量人心
铜斛，秦代，青铜，高25.5厘米、径30.5厘米，壁厚0.8厘米，实测重量17.5千克，可盛大米23千克。上口下底分有一圈4.5和5.5厘米高的凸箍加固，器腹阴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拓片释文），右起竖排，行8字5，单字1.5×2厘米，书体严谨浑厚，字形婉转飘逸，线条骨力丰沛，篆刻刀口深峻、大气磅礴，笔味、刀味、金石味扑面而来，堪称古铜刻之巅峰之作。背面居中伸出高2.5厘米、边长3.5厘米检封槽。此器为合范浇铸成型，包括检封槽与斛身对接处在内，通体未见一条范线、一只范瘤，足见设计、做工之精良。
始皇诏铜斛铭文
据检索考证，海内外藏展的中国古铜斛也就寥寥几件，在年代上均晚于闫氏铜斛数百年，而且没有一件铸刻皇诏的高规格斛。闫氏铜斛的现身，一举打破了始皇诏铜斛“史有录载、世无实物”之定论，且在秦代量器、量制、冶铸、造字、书法、镌刻，乃至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一件国宝级文物了。
释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始皇诏方升（闫氏方升）
方升，秦代，青铜，全长24厘米、柄长11.3厘米，中空柄并饰圈箍；正方形升斗，边长12.7厘米、深5.3厘米、壁厚0.4厘米，重2.06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铜斛拓片释文），自底至口竖排四行，单字高1、宽0.8厘米，线条藏头护尾，书体纵豪横健，虽字字可见李斯书法严谨之风，却也不失工师刀笔之灵动雄奇风采与山岳庙堂气象。铸造年代应为先秦或始皇帝临朝时期，刻铭年份应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间。与之同诏书、同容积的秦方升仅有一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升斗则呈长方形。作为唯一面世的正方形始皇诏方升，同时作为大秦国家标准器，此量具有极高的史料补阙价值。
二世诏椭量（闫氏椭量）
椭量，秦代，青铜，椭圆斗身，全长25厘米、柄长6.5厘米，柄底有1厘米直径圆形检封窝；斗长18.5厘米、深6.5厘米，最宽处13厘米，壁厚0.3厘米；实测重量1.5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秦二世60字诏令（见拓片释文）。同一器型的秦诏椭量，目前国内藏展的也就七八件，而铭二世诏的椭量却仅此一件，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释文：“元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二世诏椭量铭文
后世沿用 影响深远
秦统度量衡对于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意义之大自不待言，对后世历代的影响也极其重大而深远。首先，大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秦制，汉末刘歆《审度·嘉量·衡权》便是佐证，他还将秦斛拦腰隔分，做成上斛下斗，斛体加装双耳，左耳为升，右耳上合下龠，发明了“一器兼五量”的国家标准器——新莽嘉量。其次，尺度上新朝至两晋则在1厘米之差间盘桓了400年，量器上则分毫不差地沿用了七朝800年，衡器量值虽多有起落，但依然新叶老枝、风骨犹存。第三，纵使延至今天已然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度量衡，我们仍可清晰地提纯到大秦度量衡单位、制造、检定和管理模式等无处不在的强大基因，以及其形制、纪年、量值、铭文、鉴造机构等2000年形游神聚的灵魂所在。此外，研究、品鉴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度量衡器及其演进发展史，还让我们参悟到了其自身计量功用以外的深广外延——尺载乾坤、斗量人心、权衡天下……
最后还须告诉大家，铜斛、方升、椭量在馆长闫国新祖孙几代手上已然传承了百余年，而天下集齐此等“秦量三宝”者，唯陕西度量衡文化博物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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