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的文献学的发展

宋元明的文献学是古文献学的形成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献增长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随之而来，对文献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有以下标志。

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图书数量的激增，两宋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远超过前代，因之大大促进了私家藏书目录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宋代有名可考的私家藏书目不下30家，有的流传至今，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而最为后世所重的是两宋之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这是两部最早的有解题即内容提要的私家藏书目，也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书均是依四部分类，很多今已亡佚的宋代以前的古籍，所幸有这二书得以了解内容大概。

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与此前的书目不同，不是藏书目，而主要是利用晁、陈二家书目解题，此外，还利用前代及当时的各种官私书目，《自序》：“今所录，先以四代(《汉书》、《隋书》、《新唐书》、《宋史》)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其旨趣。虽无其书，味兹品题，亦可粗览端倪。”标志着图书目录已脱离了依附藏书的地位，成为学术史中的独立学术门类。

此外，南宋初年郑樵对图书分类体系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付诸实践，在《艺文略》中，不守《隋志》以来已经形成的四部分类，别出新意，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并且用相当篇幅进一步探讨了目录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可以证明这门学问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过，提出的分类并无人接受，明清二代，虽仍有人提出不同于四部分类的其他分类法，但均不成气候，无甚影响。

2、校勘之学的日趋成熟

宋代出现了一批校书名家及校勘专书，其中尤以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及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有影响。

与前代相比，共同之处在于均是结合校书撰写校记，专讲校勘。几书均广征异本，使用了对校、他校等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归纳总结出若干校勘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如《韩集举正》，对于误字、衍字、脱字、倒字等采用了不同的特殊标记或符号以示区别;《文苑英华辨正》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分为二十一类，为探寻古籍致误的原由及掌握校勘原则方法，提供了方便，在对待异文方面，也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为后人立下了范例;《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则归结出七类校勘去取原则，也是很有价值的校勘学说。

凡此，均表明宋代校勘学已成为一门自觉的学问。

3、疑古精神的高涨与辨伪之学的精密

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棫、程大昌、王应麟、洪迈、程颐、朱熹、晁公武、郑樵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儒家经典及旧说大胆质疑，提出《文言》、《系辞》、《说卦》等篇并非出自孔子之手;吴棫、朱熹对所谓《古文尚书》诸篇产生怀疑，如《语类》提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蝌蚪古书错乱磨灭之际，反得其所易，则有不可解者。”开启后人考辨《尚书》伪古文的先河。元人吴澄亦有进一步怀疑。

明代辨伪学又有所进步。一是专书辨伪：明初，宋濂《诸子辨》，专以先秦至宋代的子书为对象;梅鷟《尚书考异》与《尚书谱》，继宋、元人之后，更直接提出《尚书》的伪古文问题，“《史》、《汉》所载，绝无廿五篇影响。”明确认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五十八篇中，古文二十五篇应是后人伪造。二是辨伪理论的进步：明代万历时胡应麟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少室山房笔丛》收入《四部正讹》，是第一部文献辨伪的专著，对古书的伪作做出了估计：“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矣。”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表明有了清醒认识。他并考证了100多部伪书，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八条基本方法，在辨伪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相当高建树;藏书家祁承㸁《澹堂藏书约》，也有专门论述伪书的内容，其中总结了产生伪书的十九种情况，也是一种辨伪理论的概括。

4、文献范围的扩展

如前所讲，金石学在宋代发展成熟。欧阳修撰《集古录》，大量使用金石文字主要是石刻考订史籍记载，在400多篇《跋尾》中，订正旧史记载就有300多处。同时还能注意到所谓“谀墓”之文的问题。其后，赵明诚《金石录》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运用石刻，对两《唐书》的记载，多有补正。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入历代511件金石铭文，有少量的石刻，绝大部分是青铜器，是宋代同类著作中较有条理并收录内容最多的一部书，对铭文并作了考释，促进了金文研究的发展。

另外方志的编纂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数量也有了快速的增长，北宋有20余种，南宋有200余种，今存20多种。也大大扩展了传统文献的范围。

5、文献辑佚与史料考异学的发展

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已经亡佚古书的片断文字搜集抄录出，再按一定体例加以编排，以尽可能恢复已佚古书本来面目的工作，就是辑佚。

宋人在文献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以南宋王应麟为代表。是一位综合性的学问家，有多方面的成就。所辑《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都是很有水平的辑佚之作，今天仍受到重视。

明代孙瑴《古微书》，专辑纬书佚文，也是一部较早期的辑佚代表作。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中，提出从前代古书引文、注文以及类书中辑佚的主张，对清代大规模的辑佚，有一定的启发。

史书考异出现于宋代，以司马光《通鉴考异》为代表。

《考异》是《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在编撰《通鉴》的同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撰成此30卷之书。共列近三千个条目，引用近三百种各类文献，今已亡佚者过半。前人修史，如果材料记载有矛盾有分歧，一般是修史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去取，究竟对错，本人既不做任何说明，后人也无从查考。司马光是一位十分谨严的史家，创立了一种做法，凡是材料记载有异同，他要进行仔细的考辨分析，然后选择他认为比较可信的写入《通鉴》，比前人高明之处在于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的理由，详加记载，逐条说明，作成《考异》一书。由此形成史料文献考异一门学问，是为史学上的一大贡献。

6、版本学的萌芽

“版本”名称的出现，是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是相对于以前的抄本，专指雕版印刷复制的书籍。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的普及，书籍得到大量复制，版本问题日渐突出。宋代校勘的发达，与版本有密切关系，上述宋人校勘名著，均使用多种本子，其中部分就是所谓版本。宋人已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刻本有质量高低差别，如北宋末朱彧《萍洲可谈》：“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为‘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肊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有相同记载，不过把杭州学教授姚祐换成王安石变法时的教官。可见当时已成广为流传的话柄，建阳书坊刻书之陋劣是众所周知。

宋人读书已要讲究版本，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是第一部著录版本的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时并记载书籍的款式和版本，如抄本、印本、拓本等，均反映出重视版本的认识，但这时重视的是所谓的“善本”，即在校勘上比较精良，错讹较少的本子。

明人在版本的认识上，更为自觉。与明弘治、正德时文坛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文学流派有关。对流行的文体不满，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很快成为潮流。要求多读古书，而当时的古书，从版本上讲，唐代以前的写本已不多见，主要是宋刻本，带动了版本学的发展，形成追求宋本的风气。当然，与宋版书日渐稀少，具有收藏价值有关。如嘉靖时权臣严嵩抄家的清单中，就把宋版书作为财产单独的一项列出。明代藏书家众多，大量藏书、抄书，也应与此有关。

由于宋本的身价日增，开始出现伪本，随之产生鉴别版本的需要。万历时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提到当时作伪宋板书的风气以及鉴别的方法，并总结出宋元本的某些特征，当然他的认识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初步相当肤浅的。

与高濂同时，还有几位文士、藏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也有相关论述：“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已经提出一套比较概括的版本鉴定标准。值得注意，他还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已不是像藏家那样只注意宋本，并开始留意当代的版本问题。另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也是一部详注版本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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