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用之变：梅瓶的复杂“身世”
梅瓶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梅瓶”呢?
这是一个在学界仍有争议的有趣问题。
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梅瓶的得名是因为口小适于插梅花。
子仁认为，实际上，梅瓶并不只适合插梅花，一些明代图像显示，梅瓶是可以插莲花等花卉的。
清代 郎世宁 《午瑞图》绢本设色 140×8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梅瓶的得名肯定与插梅花有关。
在子仁看来，文人赏梅追崇梅花的瘦和稀疏姿态。梅瓶姿态丰腴，恰恰可与瘦梅形成强烈对比，耐人寻味。梅瓶由此，从审美意象转变成一种器物名称。所以说，梅瓶得名是不断附加文化概念，慢慢选择的结果。
在“梅瓶”一词一统天下之前，梅瓶有着复杂的身世背景。
按照子仁考证，在唐代，梅瓶可能就被称之为“瓶”。北宋时，梅瓶被叫做“壶”“瓶”“坛”。两宋时期所说的“酒经”和“经瓶”，也是梅瓶重要的曾用名。
历史记载，北宋时期，山西太原一带的“晋安”人使用“酒经”来称呼这种器物，并逐渐流传开来。南宋时，这种器物流传到江南，“酒经”“经瓶”被讹转为“酒京”和“京瓶”。
梅瓶的功用，也并非仅仅用来插花。
以往研究将梅瓶的功用归为四类，即实用器说、随葬品说、陈设物说、综合性功用说。子仁在研究后，则将其归纳为三类：实用功能、礼仪功能、审美功能。子仁认为，不同历史阶段，梅瓶的功能有所变化，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梅瓶的不同功用也常常有所重叠。
在实用功能方面，梅瓶的器型特征适合盛贮挥发性液体。就目前资料可知，隋代皇室贵族们使用玻璃梅瓶来盛香水(蔷薇水)。唐代，盛酒成为梅瓶的最主要功能，梅瓶因此逐渐成为日常酒器。
辽末期，河北宣化辽天庆六年(1116) 张世卿墓M1后室南壁西侧壁画
五代至北宋，梅瓶与酒注、台盏组合使用。在辽代的器物组合中，台盏多为盘盏。从北宋晚期至元明，玉壶春瓶、酒杯等酒具参与到这一组合内。这一演变过程也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盛贮的酒品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酒精含量低的酿造酒，变成了酒精含量大幅度提高的蒸馏白酒。
南宋《大藏经》“截膝地狱”故事变造像“沽酒”，四川大足宝顶山石窟大佛湾17.21号窟
梅瓶的礼仪功用，表现为明器和供器。作为明器的梅瓶，首先与儒家重礼的正统要求有关，同时被唐宋时期堪舆家利用，体现出一定的风水含义。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随葬梅瓶，在唐代至宋辽早期，从中原向北、向南扩散;宋辽晚期到金元时期，整个北方较为密集;明代，南方也较普遍，而出土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两个首都地区以及皇室宗亲所在地区;明代后期，表现阴阳风水观念的随葬梅瓶所代表的葬俗走向衰落;清代，梅瓶随葬基本绝迹。
绝大多数墓葬梅瓶最初都装有酒、水、油等液体，可能与“明器神煞”中的“三浆水”“仪瓶”“五谷仓”等有关系，具有招引、安抚亡灵的作用。
除明器外，梅瓶还可以作为墓葬、佛教供器。至少从北宋晚期和辽代晚期开始，直到明代，上自国家祭礼，下至家族丧仪，陶质和银质的梅瓶在世俗祭祀场合一直作为供器使用。此外，梅瓶还见于某些祭神仪式。
南宋末期银质带盖素面梅瓶，高22厘米，浙江衢州市郊瓜园村南宋德祐二年(1276)史绳祖夫妇合葬墓出土
梅瓶的审美功能表现为插花、清供、陈设等。从酒瓶向花瓶的转变，与宋金时期赏花饮酒的风尚有关。最初用盛酒的梅瓶插花是偶然行为，最终转变为社会化的文化行为。宋元明时期的文人骑马、仆人挑酒，构成了所谓“携酒寻芳”题材，成为表现文人游春的绘画作品中最常见的形象之一。很多图像表明，梅瓶插花在元明时期更为兴盛。
南宋《花坞醉归图》，绢本设色，23.3×25.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早中期景德镇民窑青花携酒寻芳图梅瓶，广西桂林市东郊明嘉靖四年(1525)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出土，桂林市博物馆藏
除了插花，梅瓶还可作为纯粹的观赏器。当梅瓶主要作为实用性盛酒器而大量使用的时候，一些品质较高的古代梅瓶被古玩化。明代早期已经出现专门用于观赏的梅瓶。清代，至少是在康熙年间，梅瓶成为插花器和观赏器。插花和陈设的审美功能对于梅瓶在器型、材质、饰纹、神韵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和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宋人(传)《猫戏图》，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晚期福建脱胎金漆彩绘九儒图梅瓶，高27.3厘米，广东省东莞市博物馆藏
旧说认为，梅瓶最终定名是在民国时期，而子仁认为，晚明清初，梅瓶的称谓应该已被锁定。在1713年的《万寿盛典》中，记录有康熙六十大寿的礼单，其中就有多件梅瓶。
陆军，字子仁，1967年生。200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涉足中外雕塑史、工艺史、陶瓷史、饰纹史、书画史等研究领域。2014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专著《中国梅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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