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重要艺术家眼里的中国艺考是什么样（组图）
看到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以下简称布伦）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时，我的内心受到了一万点伤害：我一定是看见了一名假大师。作为当代艺术圈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布伦明明已经快80岁了，而且还被视为法国在世最重要的艺术家，他怎会如此“活跃”？
身材壮硕的布伦敏捷地跳下梯子，微微一笑，大大的鼻头晃过我的眼。
他很轻松，我很紧张。
布伦在20岁时为毕加索等人拍摄了访谈类电影，那次合作让他坚定了做艺术的志向，并决定全情享受为自己喜欢的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但坚持一生可不是人人能做到。
这一次，布伦为了完成十二年前的愿望，千里迢迢来到了杭州。
哪怕80岁，就算异国他乡，他也会因为梦想不远万里而来。
十二年前，布伦来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向他提及了艺考这件事并展示了相关资料，那一年参加国美艺考的是7.2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一下子就震撼了布伦，他特别好奇，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艺术学院的考试？这在全世界都是难以想象的规模。
他常来中国，艺术家的敏感加上文化差异导致了独有的观看视角。他发现，“数量”在中国是一个重要又有趣的关键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用数字去权衡”，他将这个印象和艺术关联，“艺考”便成为最契合的选择，而“如何用影像的形式去呈现这种震撼感”是他这次主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的拍摄是一次独立的个人创作，他在操作过程中努力保持客观，避免个人好奇心与经验的过度介入，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获得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的推崇：“我希望不仅可以拍下这个奇观，而且能够进行一种解释性的报道。”
不得不说，布伦作为外观者提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我们早已麻木的心：当我们忍不住惊叹艺考规模时，却忘记追问它产生的原因，更别提思考可能会引起的后果。高士明几年前就意识到其隐藏的内在矛盾，布伦来过后，他更愿意去追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以及家庭会认为学习艺术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前景和社会地位？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意识：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依然深陷其中。
布伦曾在1986年代表法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获金狮奖，2007年又获得被誉为“艺术界诺贝尔奖”的日本皇室世界文化奖（PraemiumImperiale），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他此次的中国行由E-Art法国艺术学院联盟负责组织安排，在负责人兰婷眼里，他就是一个“特open的老爷子，性格特别好，接触下来像个邻家老爷爷，充满好奇心。他的行程安排的特别满，全世界的展。”而他这次拍摄的执行助手、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教师陈雨同样认为他“是个非常随和的艺术家，幽默，充满童真。但他思维极其缜密，对想要表达的东西清晰明了，而且对我提出来的建议都非常乐意倾听与接受，到目前为止合作都非常愉快。”
为更好地理解布伦此行，雅昌艺术网特地和布伦本人、高士明及陈雨分别聊了聊，独家呈现本次跨越万里的逐梦之行。藉此，也可分别从不同角度观察不同身份的人对艺考这件事的不同认知与态度，期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同样让人动容。
Q&A之布伦
Q：您来过中国几次？
A：最少25次，应该有30次，因为我在中国做过34次展览。如果没记错，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65年，第一次来中国做展是1974年，第一次到杭州则是2005年。
Q：中国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A：作为艺术家，我本身喜欢观察事物，无论是平常物或细节，都能让我产生好奇心，中国这些年最吸引我的就是“数量”，所有能够体现和表达中国的现象可能都跟数字相关，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用数字去权衡。举一个例子，1985年至今中国拥有世界75%的（在使用）吊车。可能这样的例子有3000多个，我对此非常好奇，虽然我没有很多在艺术学院上课的经验，教学也不是我的领域，但艺考起码跟艺术相关，我不可能去研究75%的吊车，所以只能选择艺考。
Q：艺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A：“数量”是唯一的原因。十二年前我来杭州看到了相关资料，当年是有7.2万名考生，去年，比利时双年展策展人本泽堪又告诉我可以在杭州看到当年的景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它一直牵动着我，我一直想把它完成。
此外，中国美术学院这么一个大体量的学校也牵动我，据我所知，它应是中国最好的美院之一，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最大之一，所有这些大型的体量数字是非常有趣和牵动我的一件事情，这次创作的整个主旨也会围绕着它。
“是什么样的动力把6万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参加艺考”是我感兴趣的，而“如何用影像的形式去呈现这种震撼感”是我思考的问题，后续的参观者或接受者（更多是针对西方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同观点，这些问题在我们采访中国教师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抛出来，所以最后的内容应该会超越我的想象范围。
Q：最终，它会成为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大致会有哪些内容？
A：我不确定它最后是不是能够成为一部电影，因为现在还处于拍摄阶段，可能六个月之后会有一部真正的电影成片，也可能没有，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这次我只是先来捕捉一些镜头。
至于内容，当然来之前我想好了一些影像，但有些现象是创作过程中一点点发生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影像”这个概念是重要的。
Q：您如何理解“影像”？
A：从1958年开始，我就制作一些小的影片，其实这种用影像创作的形式自打被人类发明出来就一直在持续，但这次我的创作主题还是“数量”。如何向不了解的人表达这种冲击力，可能“影像”最便于直接诠释，也是最合适的方式，我们也会采访老师、领导及学生，如同一个彩虹把他们串起来，这些镜头捕捉下来也特别有意思。
Q：这次的创作有资金支持吗？
A：这次是非常纯粹的个人创作。从20岁起，只要是我自己喜欢的主题，都由我自己支付费用，或者说，只要我自己喜欢就一定要做。
Q&A之高士明
Q：您如何看待“艺考”？
A：十几年前开始，美术考生变得数以万计，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由来已久，可以说这是一个新世纪现象。我希望这个现象可以转化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以及家庭会认为学习艺术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前景和社会地位？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我们不能很简单地认为，有6.5万考生考美院就一定有6.5万个立志成为艺术家的人，这里面真正希望成为艺术家的年青人可能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很功利主义地去看这个事情，似乎大家学艺术就是为了能更好地赚钱，更好的工作。
艺术和艺术教育（我认为二者是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庞大的艺术人口，跟欧洲、美国的状况非常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艺术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的作用？艺术对这上百万艺术人口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能容纳这么多艺术从业者的社会，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艺术工作者”（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称号），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我们必须修正一些来自20世纪西方艺术史的非常简单、非常传统的经验和艺术观念，比如艺术家一定是追求自由意志的个体创造者等等。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所期待的艺术是一种能够更加深入地卷入到社会进程中的艺术，我期待的艺术家是一种更有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力的大写的艺术家，他或者她有能力成为社会机体的塑造者与参与者，积极地参与“社会作品”（如同一百年前《包浩斯宣言》中所说的）的创造和社会现实的改造。
中国美术学院的创办者是蔡元培，他最重要的观点是“以美育代宗教”——“真正底完成人类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志向，也是对艺术及教育的最高期待。最近我常常想起一百年前中国和欧洲那些艺术家、思想者们，他们同样在世纪之初，有着怎样的决心、关怀和抱负。当年的国立艺术院立意如此之高，让我们这些后人感到汗颜。蔡元培的这句话一再地提醒我们：艺术不只是艺术家的艺术，不只是艺术界的艺术，同时是社会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是人生的艺术，更是所有人的艺术。
Q：对于布伦不远万里来国美拍摄艺考，您怎么看？
A：布伦来之前给我写过一封信，称这是他十二年来的心愿，趁自己还跑得动，一定要完成。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参加过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等所有大展，今年已经80岁了，这是他给自己八十岁的礼物。这样一位老大师，能够对国美艺考这件事有如此大的兴趣，不远万里地赶来，对学校来说非常感动，也很让人振奋。
12年前，他看到当时的艺考景象非常震惊，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考艺术学院？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特别希望能把这样一个信息传达给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艺术界；另外他也希望探讨，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人想学艺术。
我们共同关心的是“艺术在这个社会中到底是什么？”丹尼尔这次的拍摄，是他的独立创作，学院提供方便，但是并不介入创作。我希望他不仅可以拍下这个奇观，而且能够进行一种深入的解释性报道。
从个人角度，我特别羡慕国外的艺术家到了80岁依然充满好奇心，依然有旺盛的创造力和敏捷的身体。作为艺术家，布伦特别真诚地面对他的对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在访谈中不谈思想，只问事实，这样的姿态很让人钦佩，以我对他作品的了解，这种方式的片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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