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就是写生时的导演

写生是岭南绘画的传统，也是许多老先生所提倡和强调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写生”的含义，很多人觉得写生就是对着东西一笔一画、一模一样地画下来，这只是西洋的写生。在中国，写生属于美学范畴，是相对于写神、意境而存在的美学概念。

花鸟画史上有一些关于花卉写生的记载，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宋代的赵昌：“他每晨必于朝露之下绕花栏观察花木神态，调彩描绘，自号‘写生赵昌’，‘写生一词可能本于此。”按以上画史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赵昌的写生观察方法是移动地绕着花栏观察，并且注意到了花卉的“神态”，把花卉当作有生命的东西来对待。

“写生”一词的提出与形神论有关，面对物象作画，在人物要求“写真”意思是绘写人物如真，亦称“传神”，在山水要“写意”，突出意境的表达，在花鸟为“写生”，即“写动植物之生意也”。

画家对花卉的描绘不是为了模拟及再现客观物象，作画的目的是为了写心，通过富于情感的花卉形象表露画者对自然、客观以至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认识，高层次的写生还要表达一定的情调、气氛和意境。

我曾到岭东山区写生，对当地一种高大的野菊花很感兴趣，这种植物在田埂、村前、屋后、池塘边随处可见，与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原始闲适的农家生活十分协调。因此我多次把这种大菊花入画，写生时强调枝干对画面的垂直分割，强调枯叶扭曲与团块的感觉，果子的造型饱满圆实，参差错落地挂在树梢上，画面产生了浓浓的秋意，节奏感很强。而这种变型处理是在无意间完成的。

写生是“超级主动”的。写生时对花卉形态结构、生长规律以及生态做深入细致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使画者发挥最大的自由度，更好地为花传神、为己写意。

据说潘天寿先生到雁荡山写生，并没有马上动手去画，而是摘下山花进行解剖。他的雁荡山花的创作都很生动，可见只有对物理物态熟记于心，才能随心所欲又不逾矩。我常做这样的比喻，写生的对象犹如演员，画者好像导演一样安排表演的剧情与场景，随心所欲而又合情合理。

中国人写生的逻辑是超越时空的。写生时不受时空限制，不做固定的焦点观察，而是把所见、所想、所知综合运用于画面，因而画家笔下写生的并不是特定时空中客观事物的简单再现，而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水乳交融的产物。对于收藏者来说，只有了解了中国写生的含义，才能懂得鉴赏好的中国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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