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公众关系如何更紧密
在连续3天的雾霾散尽之后，天空露出了久违的蓝色。10月27日，河南三门峡，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和三门峡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如期举行。来自部分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和高校的多位考古学者与热爱考古的学生一起参加了论坛，围绕着一些热门话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
距离上一届仰韶论坛，时间已经悄然走过了四季，又一次回到了10月这个节点。站在同一节点，不得不让人回顾一年来公共考古走过的足迹。这一年，考古与公众的关系，已经开始从陌生走向了解、从隔阂走向理解，也有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考古学者走出过去认知的藩篱，有意识地做起考古普及的工作。与此同时，各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不再以“冷美人”的面目示人，除了选取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举办各种展览外，还想方设法利用多种手段搭建连接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有的甚至采用现代影像打造4D电影的方式告诉人们考古并不遥远的事实。一些高校社团就更加活跃，不仅多次组织文物爱好者近距离感受考古现场，还将考古学者请来为他们讲述考古故事。可以说，这一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考古，正在以多种途径向公众撩开神秘面纱。
公共考古不再可有可无
几年前，关于考古与盗墓的一场网络论战至今令人印象深刻，那时，站在“考古即是盗墓”的认知阵营中的人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考古与盗墓一样，同是挖古人坟墓。为了以正视听，不少媒体请出一些考古学者对这一话题进行答疑解惑。而作为考古人，他们深深感受到考古这门学科被公众误读有多深。中山大学副教授徐坚当年悲切地说：“在接近一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史上，考古工作者不时遭遇职业身份认同危机，而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更令我们蒙羞。”而在考古学科内部，早年一直固守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任何与学术无关的言行都被视作违规。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仁湘曾经也有因写考古科普类文章被考古界前辈斥责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会被看作是旁门左道。”可以想象，公共考古在那时并不被行内人所接受。
但是，经过一些考古学者的努力和呼吁，公共考古不再被看作异类，而逐渐成为考古核心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很早就在这方面有了认识上的改变，成立公共考古中心，所长王巍亲自挂帅，支持公共考古的发展。因为在王巍看来，公共考古不再可有可无，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工作者逐渐意识到考古的大众化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之一，“我们要回馈民众，这是考古人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考古工作者所做的每一项发掘，都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祖先的历史。每一项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都能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推进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王巍说。
对公共考古的改观还体现在对公共考古设立专门委员会上。今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这一举动预示着公共考古开始被业内人接受和容纳。而不少省市的考古所和博物馆的活动也向公共考古方向倾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05年开始，就摸索出一条将考古和探险相结合的公共考古活动实践方式，他们先后进行了川藏北线探险、自贡盐道与盐运遗址调查等9项考古探险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利用现代影像和艺术手段建立与公众的交流。比如《梦回金沙城》、《金沙找魂》室内交响乐、《魔幻金沙》杂技、《太阳神鸟》歌舞剧以及大量动漫、游戏、数字电影，都深受参观者喜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推出大量考古科普读物，如将三峡库区、长江沿岸的发掘故事娓娓道来的《三峡考古佐证长江文明》等书籍，还有把公共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知识融入到一起的《传承文明——我们在行动》系列书籍及“公众考古系列科普漫画”，都成为传播文物考古知识的有效媒介。
公共考古需要普及
经过几年的摸索，致力于公共考古的人们发现，虽然开展讲座、培养志愿者、模拟考古现场等方式卓见成效，但是如果继续推进公共考古的步伐，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索。
如果说让考古学者回答在考古工作中什么样的事情最让他们痛心疾首的问题时，答案一定是盗墓的恶劣行径。试想，如果没有被盗，曹魏高陵也许会出土更多揭示曹操身份的文物，而上官婉儿墓也许会为我们揭示历史中真实的人物提供更多的线索。所以，公共考古不能只停留在小范围内。对此，王仁湘认为，首要的是进行少儿普及。他联想到自己孩子小时候的经历，“有一次，他从外面捡到一个年代久远的破罐子，就赶紧带回家自己琢磨。因为有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对文物有了粗浅的认识，推广言之，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至少不会去破坏文物，从小就有保护文物的意识。所以，公共考古要继续深入，视角应该关注少儿群体。”王仁湘说，“绘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把一些考古知识融入其中编成故事，易于孩子们阅读。”
考古应是百科
有人说，考古发掘就像一场足球赛永远无法预知其结果，说不准你一铲子下去就能刮出一个朝代鲜活生动的历史真实。这也许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考古的魅力。但是，单单依靠考古学者，很多考古结论是无法获得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如果没有植物学家的参与，将无法断定我国北方小米的起源。曹魏高陵墓最后的定论也综合了研究人骨、石刻等学科的专家的看法。“缺少了其他学科的帮助，考古结果很难得出。所以，公共考古还需向其他学科普及，要让其他学科的学者关注考古并参与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院李新伟说。“不仅要面向自然学科，一些人文学科也需要联手。比如历史学科，应该相互携手，考古还需要借助哲学理论加强对神话等方面的研究。”王仁湘说，“其实，考古应该是一个百科。”
其实，在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的问题上，考古学者已经有了合作的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在研究殷墟遗址的墓葬时，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知识鉴定出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与陕西、甘肃一些遗址出土的人骨是来源于一个族群，从而使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46年的商王朝，抓获了众多的羌人而后杀之作为陪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在此次论坛中也发表了演讲，使一场考古论坛更多了多元化的色彩，他从美术学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了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观察陶鬶的发展变化，在他生动的分析中，古人使用的陶鬶发展到现在，就是生活中常用的热水壶。可见，其他学科背景学者的加入使公共考古变得更加有趣起来。
考古与公众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李新伟略有所思地说：“其实我们一直存在这样的疑问，公共考古发展至今，是否向大众化走得太近，从而低估了公众的认知水平。考古与公众之间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接下来需要我们探讨的是如何来拿捏这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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