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大可：中国面临文化传承危机
7日，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应省文学院和省图书馆之邀来榕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独特的解读和反思。朱大可教授指出，传承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尊重并心存敬畏。
◆中国面临文化传承危机
鲁迅先生曾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里所说的“民魂”，主要是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朱教授指出，当下中国正面临文化传承危机。
“就以蕴含古老智慧的中医为例，民间中医疗法有数十种，每种疗法都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和几十代人的实践、改良，都是不可复制的医药文化瑰宝。然而，现在中医药及其自然疗法却受到严重威胁。”朱教授认为，中医的困境在于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破坏。中医教育方式西医化，大课堂教学令老师不便传授脉诊技能，以致部分青年中医师号脉的基本功不扎实，依赖西医化验结果进行诊断。此外，中药的成分和过去不同了，药材本身的天然性对中医的疗效有极大作用，现在的中药材基本都是规模化生产出来的。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朱教授指出，不少民俗被滥用，显得滑稽可笑。比如，大年初五迎财神误用爆竹，爆竹所含的芒硝本来是用来驱鬼的，结果却吓走了神尊。很多旅游景点滥放船灯和孔明灯祈求爱情，可这两种器物都是在鬼节用来送走亲人亡灵的。这种因无知而形成的“新习俗”，只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新的困惑。
此外，中国传统民乐沦为文艺表演的空洞符号，节日礼庆的张冠李戴屡见不鲜。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由于缺乏人类共同价值和新颖独特的民族样态，而仅仅以汉语学习作为基本内容，结果形成严重的发展瓶颈。
◆警惕对传统文化的不良传承
“传统文化的墨家、道家、儒家，都有很多值得当代人吸取的精华。”朱教授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天志与明鬼、节葬与节用、非命等思想，道家的重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包括重建与大自然(宇宙)的关系、重建与小自然(家园)的关系、重建与内部自然(身体)的关系等，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都是文化遗产的精华，值得学习和传承。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每个人都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需要做的就是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传递出去。”朱教授同时也指出，在文化拯救过程中产生不少误区。其中比较严重的是篡义阐释，也就是篡改原典的初始语义。比如，《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儒家传统存在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妇女与儿童难养也”，由此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成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他们。但“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贱人、猥琐之人，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称那些道德卑鄙的人。怎么能把“小人”随意解释成“儿童”呢？如此解释经典，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传统，也不利于文化传承。
◆着力构建多元的文化选择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所存在的弊端。如果连糟粕都要继承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而衡量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共同价值。”朱教授举例说，“三从四德”的问题在于，它违反人类共同价值中的自由平等原则；存天理、灭人欲的问题是，它违反基础人性；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问题在于，它不符合科学理性；人治、礼治、德治的问题是，它违反现代法治精神，如此等等。这些违反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传统，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需要清除。
“传统文化不是救国的万金油，有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对比日本、新加坡等地对文化的继承之后，朱教授认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首先应着力构建多元的文化选择。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鼓励各种思想在理性对话和论辩中赢得各自的粉丝。
“对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要有足够的重视。”朱教授举例指出，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这些年来，它也一直坚称自己是“儒家国家”，但其实新加坡过去一直排
斥华语，不允许华夏文化的存在，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这种文化专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由此加强与中国市场的亲密接触。此时新加坡才开始重建全民双语教育体系，允许汉语进入英语教学体系。近年来，新加坡更是不遗余力在中国招募文化人才。这是中国文化改造商业文明的重要例证。
“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特立独行，不是因为高度自闭，而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态势，百家争鸣的先秦盛况，就是一个伟大的范例。”朱教授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化危机，需要靠新的“改革开放”才能完成，也就是实施对内继承和对外吸纳的“双轨制”。兼收并蓄，博采民族和人类文化精髓，是唯一正确的文化战略。
□学者简介
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博导。
朱大可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
2013年，朱大可推出逾百万字、五卷本《朱大可守望书系》，其特立独行的思想锋芒、“朱式话语体系”以及对巴蜀上古神话的研读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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