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当代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底线何在

“当代艺术”(包括假“当代艺术”之名的非艺术现象)在塑造国人形象、传达民族精神方面有着大量的丑化和歪曲的现象，让西方人甚至国人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误解。这些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此不堪，恰似一场在内外两股势力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所催生的“艺术癌变”，我们也不得不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藐视与摧残，有责任心的中国艺术家必须对此进行诘问和反思。

不可否认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分子，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的出现和发展确实拓宽了中国艺术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化和艺术，为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生态起到了作用。

但也应看到，“当代艺术”(包括假“当代艺术”之名的非艺术现象)在塑造国人形象、传达民族精神方面有着大量的丑化和歪曲的现象，让西方人甚至国人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误解。太多的“当代艺术”不是描绘咧开大嘴傻笑的中国人，就是丑化中国的政治人物，或者表现萎靡不振、颓废放浪的国人形象。将这些作品聚集在一起来看，“当代艺术”中的国人形象分明就是一些愚不可及、冷漠堕落、毫无理想和追求的愚民。一些当代艺术家正在打着“大众”和“自由”的旗号对国人的形象进行史上从未有过的戏谑，致使一种冷漠、愚钝、堕落的图像似乎在国际上成为中国艺术形象的代言者。中国向来有“画如其人”的说法，而“当代艺术”如此戏谑国人，其折射出的部分中国艺术家精神状态与学养的严重扭曲和缺失可见一斑。

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艺术形象，正为当代艺术的西方话语操控者所欣赏。在其操作下，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一再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拍出令人咋舌的高价。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具有本土精神的中国艺术家在国际美术交流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中国艺术界似乎难以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取得与西方艺术的平等对话。这些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此不堪，恰似一场在内外两股势力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所催生的“艺术癌变”，我们也不得不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藐视与摧残，有责任心的中国艺术家必须对此进行诘问和反思。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造成国人对中国自有文化不够自信和自觉，同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西方文化形成强大体系而迫使中国近现代文化对其进行参照。由此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发展空间进行了自我压缩，旧有的文化艺术观念遭到严重破坏，艺术家的本土情怀和语境已经严重缩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还难以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不得不借助于西方话语。

二是，中国自20世纪以来，从对国民性的批判到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直接导致中国自我文化精神的萎靡。“文革”前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更是命运多舛，反“右”运动、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批判封资修等给中国文化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艺术创作一度荒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运动给国民人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扭曲。自我文化的缺失、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怀疑与人性的严重扭曲共同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自毁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上世纪90年代及后来，一些中国艺术家类似的创作愈演愈烈，由此也导致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关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文化舆论攻势下，一些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开始鼓吹“国际化”、“全球化”的论调。同时，这种论调在资本的支持下反过来也“鼓励”着当代艺术家变本加厉地进行着病态、愚钝、无聊的国人形象的“塑造”。

三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遭遇了种种新问题。“文革”结束后不断的纠“左”，客观上引发了人们对过去时代的愤恨；随着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带来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这些都给艺术家的表达留下了口实。

四是，外国资本牟利性的介入。以著名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为例，其本以一个非盈利机构进入中国，成为北京798最显要的艺术中心。然则从前些年UCCA拍卖中国当代艺术品的迹象分析，它的非盈利性质是可疑的。随便浏览关于当代艺术的书刊和网站，铺天盖地的关于尤伦斯一年内通过炒作中国当代艺术而在中国吸金4亿人民币的报道十足让国内同行艳羡。如今，尤伦斯夫妇在赚得脑满肠肥后打道回府，又将那些中国当代艺术的“精品”抛给了中国人。《艺术财经》杂志在2011年就UCCA抛售作品而提出采访尤伦斯夫妇，得到的回答是“不接受任何采访”。外国资本的介入自有文章可作，然则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多数国外的艺术投资者所瞄准的不是能代表中国本土精神的艺术家和作品，而格外青睐所谓的“当代艺术”，尤其是歪曲国人形象的那些当代艺术“精品”。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家作品的价格暴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可悲的是中国的美术馆和收藏家纷纷以天价从市场上抢购国外藏家20年前在中国以极低价格收购的中国当代艺术品，这对于中国艺术而言，真的是人财两丢，损失甚大。

其实，关于当代艺术中一些问题的是是非非，早就有人清清楚楚地算了这笔糊涂账，很多有责任感的学者、批评家也对当代艺术的种种问题给予了精准的把脉。笔者在此也无意对某些“当代艺术”的行径再次檄移诘诮，然则一族、一国艺术形象的塑造，实关乎其在他国、他族眼中的文化形象和地位，故而，不得不引发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对于艺术家而言，能否创作富有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作品才是其实现艺术理想的重要指标，而不是以一种玩世的心态毫无诚意和节制地宣泄。我们可以承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艺术创作存在相当程度的自由，艺术家如何表现人物可以完全由其自己支配；我们也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表现人性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能够撼人心魂，但其必以高度的哲思和审美为前提，最终要予人以一种心灵的净化，否则只不过是在艺术借口下的冠冕堂皇的浮躁和宣泄而已，也终将是人类文化废墟上的“虚无平面”。艺术家的作品能否承载其本土民族文化的根性精神，能否体现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关怀，绝非是一种学养缺失伴以自虐和调侃的表达可以成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所谓纯粹的状态，而是与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难舍难分。

再者，关于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艺术立场问题，其与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如何立世有着直接联系。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当本土艺术遭遇他族艺术时，艺术也就往往转化为一种能否代表一族、一国文化形象的载体，从而也就肩负了一种文化责任。当前，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经济交往、文化碰撞的新形势，如何能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中国拥有一种文化强国的气象，成为一个迫切而严峻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艺术家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家和作品来平等地参与全球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以不断使中国文化的形象进一步丰满、壮大，而不是用一种在形象上“自虐”式的艺术使中国艺术消解为一种扁平、无聊、颓废的状态。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艺术的底线一降再降，不断地进行所谓的“超越”，假艺术之名而进行毫无节制、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创作”几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些极端的所谓“创新”更是狠狠地倒了大众的胃口。这样的“艺术”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批评家的众口交詈，就是在此种艺术产生的源头(西方)也有类似让·菲利普·多梅克(J·PhDomecq)与让·克莱尔(JeanClair)等众多的批评家对一些病态的艺术以及其携带的悖论进行了深度的剖析。这些警示我们，艺术不应进行无底线的实验，其总要在一定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合理的创新，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拓展和开放，否则一些论者所谓的艺术的彻底消解就成为难以阻挡的事实，在艺术中如何表现人物形象所涉及的问题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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