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果：“当下”是对艺术行动的拖延
我有位大学同学最近阴差阳错地跑到某艺术杂志当了编辑，时不时地会打电话来问我：“艺术圈最近有啥子新闻没？”。
这只是一个世俗性的传媒角度的问题，但如果试着下意识地用头脑处理所有关于当下艺术现场的信息时，便有可能陷入另一个追问。在艺术场域的范围中，我们今天是怎样对“当下”做出反应的？比如我们习惯用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去记录当下？我们渴望用怎样的实践在当下获得何种语境？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回应这一切的？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但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对于“当下”，没人能说的清楚，但面对当下，每个在场域中的个体都有各自鲜明的情绪。这一点总是显而易见的。
当一位艺术家表示外部世界并不吸引他，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亢奋的喊着艺术要介入社会；当一个艺术家说我们不能拒绝美，而另一帮则发誓要掀起反艺术的风暴；当一些批评家抱怨青年艺术家不关心民工问题，而一些年青艺术家正像民工一样充当着廉价劳动力并陷入严重的身份焦虑。其实所有这些相互的分离都来自同一个对象。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共同体中分裂而来的，并且已没有再相爱的可能。既然都不能再爱了，却又不愿意独自走的更远，仍要像邻居一样住在一起。因为这样的分裂势必会产生出一种最为原始的语境，并且这语境永远有效。大家都知道，在当下，什么事物能获得语境并被讨论那是相当难得的，以现在普遍被接受的标准来说，他们定义这样的事物是有效的。在无法提供全新的对象去构建新的语境时，退回到原始语境之下总是安全的。
而这一语境本身是源自文化内部的分离，其实是艺术内部的问题，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被夸大甚至在某些时候被错误地等同了。它并非产生于实践之后，恰恰相反，它是由各种实践还未开始之前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虽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但仍是艺术内部的问题。并且延误着我们做出新的行动。如果我们有意地把这种分歧设置成抽象空间的一座钓鱼岛，以便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永久地利用这种分歧，那将是最为保守和卑劣的政治手段。比如一些守株待兔式的批评家。
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暂时“无效”的实践和行动才能走出这样的泥潭。所有的实践和行动不是为了在已滞后的语境中被讨论和消费，而是为了去打破这种关系，最终成立自身的价值。当然这只是限于艺术内部来说。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种实践方式，它直接面对社会具体问题，有明确的目标和社会意义，不再需要回到文化内部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正如很多人所推崇的那样。但现实情况则是：我们做出这样激进的愿望和姿态，却仍是为了回到艺术内部和别的方式进行相互的撕扯。
既然分歧不可逆转，争斗也无法停止。我们已不必再利用这些最明显的冲突去制造话题，去不断上演肥皂剧。当务之急是以各自可能的方式走的更远。追求当下的有效性将会带来不断的延误。我们不缺少各种冲突带来的问题和话题。在文化内部，我们一直缺少主体性的内容，这些内容需要大量以自身主体展开而来的实践和行动去构建。
为什么在今天，有人会觉得乡村非主流都比艺术圈更有创造力？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在创造自身的文化，他们的实践是从自身额前的两束头发开始，而不像我们，总是希望进入某种讨论，再在某种语境之下去获得象征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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