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没有艺术家老谈自己国家的事
蔡国强曾经以批判、先锋姿态闻名艺坛，然而进入新世纪，他频繁与政府层面展开合作项目。独立与合作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路？资本裹挟下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又是怎样保持自己的创造力？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官方合作时，仍应随时记住挑战自己，也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
新展《遗产》传递理想世界和悲伤
记者：11月23日即将在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开展的《归去来兮》是你在澳洲的首次个展，过去你们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合作，但依然有了如今第三次合作。
蔡国强：前两次在亚太三年展上创作的作品都没实现：1996年那次是合作的焰火公司发生的爆炸，1999年那次是99艘串在一起的小船沉到河底，这就留下了很多问题给我和美术馆方面。有问题大家就希望接着去解决，去挑战它。
此次新展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家冒险和成长的历史。事实上，这个世界对年轻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刚出道时那几炮要打响，否则的话没有人找你。我没有打响，人家还要来找我，说明他们就从心里理解我是不错的艺术家。
记者：这次新个展的具体思路是怎样的？
蔡国强：事实上，美丽的地方不好做作品，除了两次失败外，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先从观光旅游开始，到大堡礁、国家公园，他们也给我请了植物专家、动物专家，陪着我半夜去国家公园找动物。
我和家人被这些风景感动，突然感到这么美的地方，有点像乌托邦，全世界或许就剩下这里了。这本身就是问题，这就是地球的悲哀。从没问题中看到了问题，这样就有思路去做作品了。
我想在展厅里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有一个蓝色的沙漠，有99只真实大小的动物围着一摊蓝色的水，它们都在静静地喝水。这件作品叫《遗产》，传递了一个非常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以及背后的悲伤。
另外一件新作品是《桉树》，我把一棵大树放进美术馆。地上有很多木墩，孩子们坐在上面想如何处理这棵树，他们可以谈这棵树的过去，也可以谈这棵树的未来，或者延伸开来，也许以后根据这些孩子的建议把这棵树做成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的计划：我做了一个软件，让孩子设计火药草图或爆炸项目，也可以让他们来策划我的展览。有个中国泉州小男孩蔡，他在全世界做了很多事，搞爆破、让船插满箭飞起来(《草船借箭》，1998)……假如你是策展人，你要怎么策划这个小男孩蔡的展览。
记者：你很多作品都喜欢用数字99，类似这次的新作《遗产》，还有你此前那件由99只逼真的狼向空中翻腾的《撞墙》等。
蔡国强：9能带来视觉效果，能活跃展厅氛围。99在中国象征不完整，是具有动态感的。同时，这与故乡泉州相信风水、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有关系。我是比较相信灵性的东西。艺术毕竟不是科学，不靠论证，艺术本来就是靠这种灵性的东西。
原则：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记者：2008年你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2009年担任国庆60周年庆典焰火总设计。西方媒体质疑你作为一名独立艺术家离中国政治太近。
蔡国强：西方人看起来很尖锐，这是需要的。他们一直对我做这事难以接受，对此，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利用国家力量，实现了个人作品，就要承受质疑，坦然面对后果。
作为艺术家，我希望看到自己民族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创造力。在全球习惯认为中国制造全是廉价商品的印象里，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有创意，也有很多招数，也能浪漫和好玩。
事实上，利用国家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探索在艺术本身就很重要。这在西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记者：你提到的“后果”是否影响你在西方世界中与美术馆、艺术机构的合作？
蔡国强：我相信要靠自己的创造力和艺术理念来做作品，而且要有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农民达芬奇》刚结束在里约热内卢的展览。巡展开始20天就有30万人来看，最后整个巴西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看过。这就是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我的作品中没有讨论政治社会的东西。
我创作《农民达芬奇》，就是希望通过艺术传递中国农民个体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同时也表现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重大国家项目的语境里，也有一个位置展示他们个体的精彩。这就包含了我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但这不是我做艺术的目的。我做艺术还是根据我个人的性情和艺术的创造课题来做。
记者：你的创作一直是和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出资。在和各种系统、体制合作时你所坚持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蔡国强：得到系统支持时，你仍然应随时记住要挑战自己，也要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过去我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今天也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很多美术馆都视我为烫手山芋，拿在手上也不是，放下也不是。
直到现在，我与美术馆的摩擦还是会有。类似我此次在澳洲做展览，有一个内容是让孩子策展，但美术馆方面坚持认为孩子不懂策展，他们想将标题改成“与蔡国强一起创作。”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要让孩子接触策展，这也是我此次活动的价值。
为此，即使在今天被外界视为成功艺术家，但你仍然需要坚持斗争。类似我此次为巴黎《白夜》项目所作的艺术计划，合同中主办方的权益中有一条不能改掉，即他们拥有最终决定取消部分或全部计划的权利。我就会加上一点：艺术家也有当他觉得不能体现其艺术理念时终止计划的权利。那好，我们就是平等的。你一旦过多干涉我的艺术，我认为它已经不是艺术了，我就会说ByeBye。
有时候，策展人可能会觉得，请我来做艺术，结果发生让我不愉快的结果。这时，我会安慰他：在我做过一些事后，在今天我还会有事做不成。这证明我还有希望，还有价值。最新作品《遗产》的电脑模拟图，有99只动物在喝水。蔡国强称作品灵感来源于昆士兰美丽的风景。
符号：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记者：作为在国际上知名的艺术家，包括你、谷文达、徐冰等等，都会被讨论作品里中国符号的问题。有质疑认为你们在国际上的走红恰恰是因美国国际主义潮流下，中国符号为你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蔡国强：我上世纪90年代做的“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讨论的问题是宇宙、地球的话题。到美国以后，在原子弹基地炸了蘑菇云等。很显然，这个蘑菇云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大家还是能感受到我希望通过艺术述说的事，并不是中国那点事。
在美国生活以后，我就从之前的日本时代关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转到对政治的关注，我的创作更多地介入大的社会议题。尽管在这个阶段，我也创作了类似《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等带有中国主题、中国符号的作品，但还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格局里，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其实，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归结到个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最终不是在说中国文化，不是在说西方人对中国有多么好奇，是你自己的艺术及其魅力。当然你的艺术后面有中国文化好的东西，类似中国的美学、哲学观点。与此同时还有你的幽默、个人的天性等。
记者：你也不否认创作中会有中国符号。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用或不用中国符号，你会有什么考量吗？
蔡国强：这里面的宽度就是你可以大胆地使用中国符号，也可以大胆地不使用中国符号。
其实说我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也觉得没有错。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大家容易认为我是凭借打中国牌而得奖。事实上，我是通过收租院的现场来展现艺术家的命运，把艺术家当作品来展示。在今天，威尼斯双年展可能更多元了。但我参加的时候，直接让艺术家成为作品来呈现的很少，大家认可的是我对艺术的一种突破。
西方：其实当代艺术并不属于谁
记者：85新潮时期，中国艺术家对西方各种流派平面式的接受，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到底有何影响？
蔡国强：从事当代艺术，是绕不开西方现代发展的脉络。即使你无视这些脉络，但你的东西仍会被人放在这些脉络里讨论。我刚出来的时候，在西方经常会被争论我是不是杜尚的弟子。是与不是对我来说都没多少意义。
其实当代艺术并不属于谁。类似亚太三年展上展出朝鲜的艺术，这是很敏感的，因为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经常会一刀切，认为朝鲜根本没有当代艺术，不能放在当代艺术展中。但亚太三年展还是有自己的主张。
记者：前几年萨奇、尤伦斯抛售所藏的中国当代艺术，被认为是西方集体看衰中国。
蔡国强：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看好。西方藏家有很多原因拿出来卖，难道因此，我们的艺术就要失去信心、不安了吗？
我在西方经常被问道：为何中国艺术不多元、文化不多元？这不在于中国艺术家表现手段不多元，你看威尼斯中国馆各种艺术手段都有，录像、装置、行为、绘画。其实，不多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睛不多元、关注的东西不多元，思考的问题不多元、思考的方法不多元。大家都太在意中国这点事，其实没几个国家的艺术家会老谈自己国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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