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庄子美学研究述评

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庄子》是一个常解常新的文本，这和它建基于否定—超越的本体论、建基于怀疑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有关，也和它哲学视野的开放性以及语言方式的暗示性有关。可以认为，这些特点，注定了庄子美学不可能“一语道尽”，而只可能是“一言难尽”。下面，我们对2000年以来国内庄子美学研究的大致状况作一简单评述：

一．基本理论研究

近年来，思想者从美学史领域的淡出一直被作为这一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学术转向也使基础理论研究少有突破，缺少创造性的理论阐释出现。具体到庄子美学研究而言，仍有以下一些观点值得注意：

樊美筠从哲学之“道”与审美之“道”的差异界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她认为，庄子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美学发生了深远影响，是因为他将老子的哲学之“道”转而视为审美之“道”。(樊美筠：《庄子：审美之“道”的发现者》，《文史哲》2000年第2期)颜翔林从怀疑论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庄子美学。他在《知识批判：庄子的哲学构成》一文中指出，从怀疑论视角对于知识的反思和批判，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构成，也是其美学发生的重要前提。这种怀疑和批判使庄子哲学呈现出了超越知识论的生命智慧的凸现，并由此开拓了一条通向审美和艺术创造的心灵道路。(《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同时，和近年来人们将庄子哲学与其美学进行划界的倾向不同，王向峰对于老庄之“道”与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老庄美学是其哲学理论的延伸，美的形态与道的形态是一致的。道之美体现为本质的无形或象罔，外显为自然朴拙，表现出“神妙”的特性。道之美是不美之美。(王向峰：《庄子的美的形态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除此以外，其他一些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文章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人们对庄子美学新的界定和反省。如萧汉明的《论庄子的性命说与观物论中的道性二重观》，将庄子的观物论分为“以性观物”和“以道观物”，这对我们长期用“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来界定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观照方式，是一种丰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徐克谦在《论庄子哲学中的“真”》一文中指出，“真”这个字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古籍中几乎找不到。“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的一大贡献。这显然隐含着一个结论的存在，即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美”，在庄子那里其实是“真”，或者说真构成了庄子美论的内在根据。(《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另外，徐克谦在《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中指出，“道”虽然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但始终没有脱离其作为道路和方法的原初意象，庄子之“道”就是要探索一条通往精神和生命安顿之所的道路。(《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于此，作为“道路”的“道”，就成了庄子哲学走向美学的中介和桥梁。

庄子用道论为美学建立根据，但其落脚点则是人生在世的命运，并进而探讨审美生存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徐克谦在《“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中指出，庄子哲学可称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顿。(《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罗尧在《庄子论命与生死》中指出，庄子对命与生死均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体精神的自由、心性的宁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关于人怎样从必生必死的命运走向审美的现世生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探讨。比如，涂波立足于庄子的生存体验来谈这一问题。他在《庄子思想的自我主题》认为，自我主题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方面，包括焦虑的自我，反思的自我，悟道的自我三个层面。其中，悟道的自我即审美化的自我，它通过“心斋”和“坐忘”获得心灵的澄明之境，以心我合一的“逍遥”为最高境界。(《》)与此相类，王丽梅认为，庄子的生存智慧是有知的弱者在无可奈何形势下的选择，它包括无用论、虚己论、随化论以及逍遥论，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心灵的超越而论的。这种生存方式，一方面可以化解现世的伤害，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里提升了由逃避和思考所带来的虚空感和幻灭感。(《论〈庄子〉的生存方式》，《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审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庄子生存美学的理论起点。比如，时晓丽的《混沌之美——庄子生存美学探微》认为，《庄子》中混沌之死的寓言象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消失和一个异化世界的到来。这种对人类历史起点的设定体现了庄子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批判及其生存理想的寄托。由此，复归混沌也就成了重新走向审美化生存的象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9月)

当庄子美学由道论走向生存论，不但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变得重要，而且使人的内在心灵成为审美化生存的决定因。关于这种美学之路的“向内转”，以及“以心为体”向世界重新敞开的状况，史可扬认为，庄子的审美心胸理论是道家美学之魂，庄子美学的深刻处在于他把美和艺术同生活中超功利的自由境界联系了起来，并以这种审美境界作为个体生命自由的无限延伸。(史可扬：《庄子审美心胸理论是道家美学之魂》，《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9月)董红元认为，审美自由之境的实现来自于庄子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来自于对道的体认。这种反思、批判、体认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超越实现精神的自由。由此，抓住了超越精神，也就抓住了庄子美学的核心。(董红元：《庄子超越精神的美学表现》，《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关于审美心理超越的实现问题，有四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体道”的重要性。赵伯飞、齐凌云在《体“道”——庄子的整体直觉审美方式浅析》一文中指出，“体道”是庄子哲学美学中别具特色的审美体验，整体直觉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的惟一途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宋凤娣、吕明涛在《〈庄子〉“体道”的审美属性》一文中认为，庄子“体道”，运用的是直觉思维、想象思维等方法，强调主客合一，具有情感性、形象性和创造性。“体道”不仅奠定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哲学基础，而且直接孕育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和理论。(《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3月)

二．影响研究

近年来，关于庄子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多。但许多文章因为切入角度和所选历史时间区间的独特，所以也有许多新见出现。

首先是后人对《庄子》进行阐释时出现歧异的问题，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马良怀的《面对社会与面对命运》论述了向秀和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他认为，向秀注庄子，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重在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在乱离之世为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诠释庄子，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于现实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家园，并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与这种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不同，贾宗普则从历时性的角度，对“逍遥”这一美学范畴在不同时代被阐释的历史进行了观照。他认为，中国哲学、美学史上对庄子“逍遥”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认为“逍遥”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种差别的产生，和庄子独特的思想表达方式、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有关，也和解释主体所处时代以及个体生存体验的差异有关。(贾同普：《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南开学报》2002年第1期)与前两篇文章立于史学和哲学、兼涉美学的特点不同，陈引驰的《庄学之生命观及文学中的反对和理解》则是由美学进而入于文学。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庄子的生命观是把人生看作一个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由气而成，并复归于无形。这一观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列举了汉代诗赋、东晋王羲之、陶渊明及宋代苏轼的生命观，并对他们理解的歧异进行了细致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其次是庄子美学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其中，孙敏强在《试论〈庄子〉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一文中指出，《庄子》寓言“以文为戏”的言说方式，是对“以文为史”观念的反拨和颠覆，也开了中国小说语言方式的滥觞；《庄子》一书丰富奇异的叙事性想象，是对中国抒情传统主导下的诗人艺术想象的重要补充，也是铸成中国叙事文学特色的决定性因素。(《浙江大学学报》第32卷第4期，2002年3月)邵之茜的论文《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一看题目便知是研究庄子与汉赋之间关系的。作者认为，汉赋的文化源头不是单一的，但庄子的影响却据其中之要。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但这里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庄子和汉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研究，历来不缺乏成果出现，但这些成果大多建立在比附或比较的粗浅层面，缺乏关于两者承续关系的史料支撑。面对这一问题，尚永亮的《〈庄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就成为一篇不得不读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可为今天各种关于庄子与汉代美学关系的印象判断提供是否具有可能的依据。(《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庄子美学对现代美学研究和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是近年来美学研究者关注的新问题。比如庄子对王国维、钱钟书、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研究，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外，程勇真在《朱光潜文艺观的庄子美学精神》中认为，虽然朱光潜深受西学影响，但具有纯粹审美经验的庄子美学才真正构成了朱光潜美学理论的基质。庄子美学重视事物内在的生命意志，重视“心与物欲”的审美直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朱光潜的文艺观相契合，并构成其基本的精神内涵。(《中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顾梅珑在《沈从文与庄子人生哲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超然淡泊的人生境界和自由飘逸的人生理想，从思想根源上看，这些都是庄子人生哲学的诗意显现。(《常熟高专学报》2002年第1期)田刚则在他的《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一文中，对庄子与鲁迅的精神联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是鲁迅和庄子共有的思想特征，但两者又存在区别。鲁迅的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随便”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既体现在思想方法上，又体现在情性气质上。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促动和展开，构成了充满“毒气”和“鬼气”的精神世界。(《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

以上是近年来关于庄子美学对后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介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影响研究”值得重视，即作为影响者的庄子如何被他的前人影响。在这方面，徐克谦的《庄子与老年孔子》值得重视。这篇文章对孔子在《庄子》一书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结论：庄子在他的著作中所批评和否定的是60岁以前的孔子，而他所赞赏的则是60岁以后的孔子，即庄子与老年孔子的思想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和相通之处。(《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

三．比较研究

作为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的一个重要侧面，对庄子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同异的比较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最多，并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

首先，庄子美学与古希腊的比较。陈迪泳的《道与理念》论及庄子与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异同。他认为，“道”与“理念”分别是庄子和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在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上的含义相近，但牵涉到对道和理念功能的理解以及对艺术创造的阐释，两者却表现出鲜明的区别。比如，“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等。同时，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柏拉图则以迷狂给艺术寻找回家之路。(陈迪永：《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周积成以庄子和皮浪主义的集大成者塞克斯都斯为个案，对中西哲学、美学的怀疑论传统进行比较。他认为，传统的中西怀疑论都是作为人生论的怀疑论，都把人生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这种怀疑主义的立论依据都是相对主义，并据此认定对于万物的认识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两种相似的怀疑主义却导出了两种相反的人生选择，在中国哲学中，怀疑论者一般来说都是造反派；在西方传统中，怀疑论者却经常是保守派。(周积成：《比较怀疑论研究：庄子和皮浪主义者塞克斯都斯》，《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其次，庄子与德国古典美学。周占武在《庄子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之比较》中指出，庄子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都着眼于对审美主体的心理分析，并重视从审美态度和审美情感两方面加以阐述。其区别在于：庄子的出发点是人生哲学，而康德的出发点是其批判哲学；庄子认为审美主客体是相融的，而康德则认为两者是彼此分立和对立的。这种区别使两种理论体现出彻底与不彻底的显著差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何军民对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虽然庄子和康德都以游戏为审美自由的最高实现，但游戏得以实现的途径却有很大差异：在康德那里，人处于游戏的主导性地位，游戏中的自由是主体性高扬的自由；在庄子那里，接受“道”的支配是游戏的前提，游戏的结果是人在道境中的消失，而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何军民：《比较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迟维东则对庄子和黑格尔的变化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注重变化，主张物无固定之实在，但对“有”、“无”之间的转化顺序，归宿等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迟维东：《黑格尔变化观与庄子变化观之比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第三，庄子与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美学。在这一方面，庄子与卢梭的比较是近年来美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如赵东栓认为，庄子和卢梭分别是对中西方浪漫主义精神作出巨大贡献的两位哲人。在他们的精神内核中，同样都蕴含着对自然的信念，都以自然为映照反观人的异化问题，都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赵东栓：《庄子与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杨永贤则对庄子和卢梭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庄子音乐美学思想最显著的特色是推崇“自然之乐”，卢梭则主张“反于自然”，他们的音乐美学都是崇尚自然的。但他们的“自然”所指的意义却同中有异：庄子的自然指的是道，卢梭的自然指的是人类的本性。(杨永贤：《庄子的“自然之乐”与卢梭的“返于自然”音乐美学思想之比较》，《音乐探索》2002年第1期)另外，吴瑞裘关于庄子与济慈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从选题上看显得更新颖。他认为，庄子和济慈都反对人的异化，呼唤自然人性的复归，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真与美的统一。其中，庄子的以真为美与济慈的以美为真，庄子的“心斋”、“坐忘”与济慈提倡的“消极的能力”，庄子的“游心”与济慈对想象的肯定，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追求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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