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与焦虑中“呐喊”

爱德华·蒙克是挪威国宝级艺术家，也是享誉全球的表现主义大师。他的《呐喊》是当今世界认知度最高的艺术作品之一。

近日，爱德华·蒙克的多件作品正在上海久事美术馆展出。这位天才画家用画笔记录着病痛、死亡、失去与焦虑，同时也歌颂着生命、爱与自然。

■利维

仿佛听到天地间传来尖叫

有人说，爱德华·蒙克的《呐喊》的声名仅次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句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呐喊》的构图与用色，从创作之初就令人印象深刻。蒙克从1892年就开始酝酿这一主题，画面也随着作品的命名不断调整。它原本被画家称为《黄昏时分的情绪》，后来在几个诗人朋友的建议下，改名为《绝望》，最后定名为《呐喊》。

1892年1月22日，正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蒙克在笔记里以极具诗性的语言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与两个朋友走在路上，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我感到了一丝伤感，天空倏然间变得血红。我停下脚步，倚靠在栏杆上，累得要死，我望向那些如血与剑一般的火红云朵，望向蓝黑的峡湾和城市。朋友们走远了，我还站在那里，因焦虑而战栗。我仿佛听到天地间传来尖叫，那尖叫声响彻寰宇，经久不息。”

在依此萌发的画作里，蒙克先是创作了一幅略带素描特征的作品，黄昏的天空如一片火海，画面的其他部分笼罩着夜晚的幽蓝之光。在《呐喊》最初的版本中，画中人是一个头戴矮礼帽的半身人像，他站在栏杆旁，远处有两个男子渐渐隐出画面。为了通过透视营造出一种吸引力，将观者的视线引向绘画主题的前方，蒙克特意创作了一道栏杆。后来，无论这幅画怎么变化，栏杆这一元素都被保留了下来。

1893年秋天，蒙克又创作了一个新版本，画中的天空依然是血红色，远处泊着帆船，只是倚靠栏杆的那个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后人熟知的形象——黄色面具下的躯体瘦得不成样子，并随着贯穿画面的波纹而摆动。透过画面，几乎能感受到扭曲的面孔发出的尖叫。而画面背景中那两个人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依旧气定神闲。在多个版本的《呐喊》中，都充满着紧张的情绪，那尖叫声正如蒙克笔记里说的那样：“响彻寰宇，经久不息”。

在深渊的边缘散步

爱德华·蒙克1863年12月12日出生于挪威雷登的一个军医家庭，家中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北欧的冬季很漫长，寒冷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恐惧。

20世纪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自传的一开始就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因素凝结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中。”这句话似乎也可以描述蒙克的成长环境。晚年时他回忆说：“疾病和精神失常是守护在我摇篮边的黑色天使。在我的童年，我总是感到不公，没有母亲，老是生病，而且头上总是悬着要在地狱遭到惩罚的威胁。”

蒙克的父亲是一位收入微薄的军医，性格容易紧张、不安与急躁。而蒙克的母亲劳拉患有严重的家族肺病史，几乎常年是病恹恹的状态。蒙克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的死，让父亲越发显得神经质。与此同时，这种疾病也带给她的子女对死亡与未知的恐惧。1896年，33岁的蒙克绘制了一幅版画，名为《病室里的死亡》。画中，一群人聚在一间密室里，见证着坐在椅子上的蒙克姐姐苏菲的死亡。线条与构图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无助和焦虑感，画面里的每个人对死亡都无能为力，这几乎是蒙克早年成长岁月的缩影。

幸好，来照顾孩子们的卡伦姨妈发现了蒙克的天赋。蒙克曾一度非常喜欢科技小发明，他曾经设计过一个闹钟，由一个叫醒器与手表相连，声音大得惊人。但由于他常年卧病耽误了学业，只能投身于自己的另一大爱好——绘画中去。他考入了奥斯陆皇家艺术设计学院，并在那里接受了美术教育。不过，蒙克的早期创作并不成功，他只能依靠家人及朋友的资助才能维系生活。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才逐渐在巴黎和柏林立稳脚跟，经济状况逐渐得到改善。

蒙克的生平给人一种极其压抑的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一生都耗费在一个无底深渊的边缘散步，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有时候，我试图离开我那条狭窄的小道，加入生命旋转的洪流，但我总是觉得被不可遏制地拖向这道深渊的边缘，而我将在那儿散步，直到我最终坠入这座深渊之中。从我能回忆的时候起，我就有着一种深深的焦虑感，我曾试图用艺术来表现这种感觉。没有焦虑和疾病，我就像无舵之舟一样。”

更加坚毅地面对生命

青年时代的蒙克曾在接受绘画启蒙时，前往巴黎开拓艺术视野。19世纪80年代的巴黎，与当时挪威艺术圈充斥的现代德国风格大相径庭。现代德国风格注重对现实与细节的描绘，而在当时的巴黎，印象主义已经不再将艺术的焦点放在刻画细节上。

在巴黎游学时，蒙克观看了伦勃朗、马奈等人的原作，从而对艺术有了新的体验。此后他又受到许多法国画家的影响，最初是印象派，接着是后期印象派与新艺术造型。回到挪威后，蒙克的绘画尽管在风格上以后期印象派与现实主义为主，但在主题上却致力于刻画内心世界，而非外在的现实。

他于1885年至1886年创作的《生病的女孩》，在主题和方法上都与过去截然不同，画面深度挖掘了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悲剧——对死亡的无助。这幅画饱含深厚的情感，充满了爱与焦虑，在蒙克此前的创作中未曾见过。

1890年前后，蒙克的创作风格开始转变，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将不再画那些在室内读报的男人和织毛线的女人。我应该画那些活着的人。他们正在呼吸、感受痛苦或爱。”他开始在绘画中表达情绪的抽象形式，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更契合他早年在北欧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呈现他想要表达的人类灵魂的“深层意义”。

几乎在同一时期，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著作《梦的解析》出版。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一书中，将蒙克与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尽管两人从未听说过对方，但“他们分享着同一个伟大的洞见，即自我是一个战场，不可抵制的欲望与顽固的社会束缚在此相遇。因此，每个人的命运至少都可以视为其他人的一个可能的榜样，因为它包含被束缚的、有欲望的社会动物所共有的力量”。

就在蒙克转变画风的同一时期，凡·高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人们很难不将他们两人联系起来。作为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凡·高强化的不是对自然的理解，而是与画家主观意识交织在一起的本质个性。凡·高的一些自画像显然是画家希望借助笔触来表达自己的精神特征。而到了蒙克的画笔下，线条和色彩从描绘功能中解放出来，转而与人类精神深处最困惑的心灵之声产生共鸣。因此，蒙克多以生命、死亡、恋爱、恐怖和寂寞等为题材，用对比强烈的线条、色块，简洁、概括、夸张的造型，抒发自己的感受和情绪。

在许多人看来，艺术应该歌颂生命的美好。那么我们还需要通过艺术正视那些生命中的焦虑、压抑甚至恐惧吗？美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德·加纳罗在《艺术：让人成为人》中的这段话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通常，绝望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影响我们的方式有两种：其一，体验其丰沛的创造力对于我们而言是对生命的肯定；其二，其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能更加坚毅地面对生命。确实，人类的疾病、死亡与焦虑，在艺术史上常能激发辉煌的视觉艺术、音乐、戏剧以及文学作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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