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亮相国博
10月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东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期4个月。这是继“宅兹中国”“格物匠新”“玉出红山”等展览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一个携手地方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地方历史文化展览，是山东博兴地区佛造像历史艺术的系统性展示。
本次展览以山东博兴地区佛像精品为主体，重点展示佛像蕴含的艺术、历史与思想内涵，探讨博兴地区佛造像在北朝时期的演变历程，发掘这一时期佛造像艺术所展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展览选取了119件（套）展品，分为博善兴佛、金像流辉、金像铭愿三个部分，系统展示了博兴地区历年来出土的石雕、金铜、白陶佛造像。从造像艺术特色、地域时代风格及造像铭文内涵来展示博兴地区佛造像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一单元“博善兴佛”，从“遗寺存古”和“金耀龙华”两个方面展示了博兴地区的佛寺遗址与龙华寺出土的金铜佛像，介绍了博兴地区佛寺文化的兴盛与佛造像艺术风格融汇南北之特色。
博兴地区目前已发现有龙华寺、般若寺、兴国寺、高昌寺等古寺遗址30多处，其中北朝至隋代寺院遗址20多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寺院遗址相继出土了金铜、石、白陶等各类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佛造像，证实了北朝、隋代这一区域寺院文化的兴盛和民间造像活动的频繁。东魏时期的“疃子造像”出土于博兴县疃子村，这里是北朝时期疃子寺的遗址。该像为一佛二胁侍背屏式造像，雕刻精美、细腻，线条流畅。东魏的佛立像采集于博兴县高昌寺遗址，高昌寺是隋代寺院。该像面相清癯、神情恬静，是北朝时期小型金铜佛像的代表作。北齐时期的螺髻梵王立像出土于博兴县龙华寺遗址，龙华寺是北朝至隋代的寺院遗址。螺髻梵王的比例匀称、宽肩隆胸、四肢修长，而薄衣贴体的特色是北朝时期中印佛造像艺术合璧的产物。北齐时期的白陶佛造像主要出土于龙华寺遗址，虽然造型小巧，但比例准确、线条流畅，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艺。这类造像是古代佛造像中较为少见的类型，主要出土于山东地区。
博兴龙华寺遗址的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朝至隋代最大的寺院遗址。初建于北魏年间，后因北周武帝灭佛而废毁。隋文帝自仁寿三年（603年）开始敕令各地建塔修寺，龙华寺即在这一时期重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龙华寺遗址附近不断出土佛造像，尤以1983年出土的金铜佛造像最具影响力。北魏时期的程晕造佛像、释迦多宝佛并坐像等佛像形式在龙华寺遗址出土较多，东魏时期的张茄喜造思惟菩萨像在造型上与石雕思惟菩萨像的造型相似，表现了这一地区金铜造像与石雕造像在表现形式上的相互影响。博兴地区出土的金铜佛造像属小型佛像，多为平民或比丘出资制作，主要用于在家供养或随身供养。这里的金铜佛造像受到河北定州及南朝地区金铜佛造像艺术的影响，形成了造型古朴、多不鎏金、衣纹运用细隆线法雕刻等地域性特征。
第二单元“金像流辉”，从“造像规尺”和“地域神韵”两个方面展示龙华寺出土金铜佛像的特点，凸显博兴地区佛造像饱含的历史价值与独特的地方特征。
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94件金铜佛造像，其中45件带有铭文，铭文中又有35件具有确切纪年，纪年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代，长达125年之久。这批金铜佛造像所跨年代之久、纪年序列之清，在区域佛造像中实属罕见，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也为探讨山东地区佛造像的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依据。北魏时期的张文造佛坐像虽无纪年，从佛像头部特点、手印形式及方形狮子座等造像特征来看，属于公元4至5世纪作品，是山东地区发现的较早佛造像。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的落陵委造观世音像是目前山东境内发现的纪年最早的佛造像之一。观音头戴莲瓣状宝冠，脸型长圆，神情庄重，两手分持莲蕾和净瓶，双肩搭帔帛，帛带自肩绕双臂飘于身体两侧，极具动感。东魏（543—550年）统治时间仅有16年，金铜佛造像遗存不多，博兴出土有4件东魏纪年佛造像，分别是兴和二年（540年）、兴和四年（542年）、武定三年（545年）和武定八年（550年），为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佛造像艺术风格和类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北齐时期博兴地区的佛造像样式逐渐增多，除了带有背光的造像外，还出现了单体圆雕佛造像，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透雕工艺。如北齐天保五年（554年）的薛明陵造菩萨像制作精致，装饰华丽。
博兴金铜佛造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一铺三尊的组合形式、阔舟形背光、覆莲座等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面貌。造像小巧但内容齐全，装饰繁简适宜，体现出高超的造像技艺。造像题材主要以观音、释迦多宝佛、弥勒为表现对象，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信仰与追求。观音是北朝时期博兴地区造像的主要表现题材，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金铜佛像有11件铭文中出现了“观世音”“观音”。朱德元造观世音像，为观音手持莲花的造型；明敬武造观世音像，为观音双手作施无畏与愿印的造型；观音菩萨立像，是后期常见的手持净瓶形象。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盛行于北朝至隋代，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有12件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主要是北魏时期作品。弥勒是博兴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龙华寺遗址出土有9件带有“弥勒”铭文的金铜佛造像。孔雀造弥勒像、孔昭俤造弥勒像、弥勒倚坐像分别表现了立式弥勒、交脚弥勒和垂足弥勒三种不同的形式。孔钺造老子像是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铜造老子像之一，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佛、道融合发展的局面。
第三单元“金像铭愿”，通过“观像取意”“西方净土”和“兴福造像”三个方面表现博兴地区民众对佛造像认识与理解的过程，展示出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不断进行本土化的转型。
禅定佛像，在造型上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样式，用于禅观或礼拜供养。卢舍那佛，佛像表面刻绘诸世界形象，表示整个法界都是由卢舍那佛的愿力所化现，寓意着观想所产生的世界形象。纪和遵造像的铭文中没有出现佛像主尊名称，仅以“像”来指称，表现出当时民众尚未对佛教教义有深入的理解与研究，佛造像是佛教信仰实践的载体。王上造多宝像的铭文中包含有为亡故亲人追福的内容，体现了佛教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程次男造观音像、张见造观世音像的铭文中涉及到“皇帝陛下”“师僧”“一切众生”等祈愿对象，表现出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员的关注。项智坦造像铭文中出现了“西方乐土”体现佛教对时间、空间等的阐释，使广大民众对生死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博兴佛造像不仅表现出艺术风格的交融，也印证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演变历程。源自域外的佛教在本土化后被民众更广泛地接受，同时民众的观念也在佛教影响之下发生了嬗变。作为中国古代佛造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博兴地区佛造像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造像铭文不仅展示出历史脉络性的连续性，也记录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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