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纸钞上的古代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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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是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它原由浙江铁路公司创议设立，并为最大的股东。其总行设在杭州，次年在上海、汉口设立分行。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进行大改组，把全行的行政和业务中心移到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后又称总行，改杭州总行为分行）。叶景葵任董事长。该行贯彻“信用为上”的方针，其储蓄存款从1915年的438.5万元，1926年上升到3312.1万元。在1918年到1927年间五度位居全国各大银行之榜首。在放款方面，该行强调振兴实业，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该行一直列为重点放款户。该行尤其关注国计民生急需的事业，1934年其向当时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其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在浙兴银行发展的中后期，它还注重经营房地产业务，在旧上海的金融界中此业务做得最大且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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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浙江兴业银行还是最早取得货币发行权的商业银行之一，其所发的纸钞因信用良好、保证金雄厚而深受商民喜用。该行发行的纸钞据史料记载，共分四版：第一版发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其地名又分上海、杭州、汉口3种。次年，又印制竖式铜元票，为汉口地名。第二版发行于宣统元年（1909），由法国代印，分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百圆5种。1915年，该行与中国银行签订领券合同，收回本行纸币，改为领发中国银行纸币，其领券标记有“兴⑧”等。1921年，该行以领用券不敷用为由，再度发行本行纸钞。其中第三版发行于1922年，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实物见上海、湖北两地名。第四版发行于1923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仍分壹圆、伍圆、拾圆3种，地名券分为上海、湖北、天津、南京4种。至1935年法币改革时，该行的发行业务则由交通银行负责接收。
其中该行的第三版纸钞，发行于民国十一年（1922）。其背面所印1907之年份，为该行成立之年，想其用意或表明银行成立时间甚是久远、或是背面印1907年的缘故，致使这套纸币一直被误解为是清代末期发行，并长期被当成“清钞”收录于《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纸币》等专著之中。尤其壹圆券上有大明宝钞版及洪武通宝之图案，认为乃“反清复明”之举。而这些以历代名贤绘像为主图的“通用银元券”，其面额由壹圆（图1）、伍圆（图2）、拾圆组成，此套纸钞因发行时间短，收兑彻底，目前已存世罕见。另外在民国十二年（1923），该行发行由美国钞票公司代印的新版“国币券”，该版纸币仍遵循旧式采用了名贤绘像图，共分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额，并有多种地名券。
关于浙江兴业银行纸钞上所印人物图之身份，钱币界历来说法不一。已故著名纸币收藏大师吴筹中先生在所著《中国纸币研究》一书中，谓该行纸币上的人物为“浙江三贤图”，但并未一一说明是哪三位先贤。以该行民国十二年美钞版纸钞为例而言，杭州钱币学会所编《浙江纸币》一书，定壹圆券人像为“管仲”（图3），伍圆券为“王阳明”（图4），拾圆券为“齐太公”；著名纸币学家徐枫、赵隆业合编《中国商业银行纸币图录》一书，定壹圆券为“越王勾践”，伍圆券为“王阳明”，拾圆券为“黄宗羲”（图5）。以上二论，意见相同的是伍圆券上的王阳明像，因该图出自于王阳明的传世绘像，故纸币上的王阳明身份，历来并无异议。关于拾圆券上的人物图，上述的说法孰是孰非，多年来几成公案。笔者赞同于“黄宗羲”一说，并且宁波教育博物馆的馆藏件说明，亦支持此论。另外齐太公（即姜子牙）为商周人物，但拾圆纸钞上的人像头包布巾，身着明末时期的大襟布衣，并无姜太公神魅之气，有的却是目光坚定，气宇轩昂，其神态、服饰与历代的黄宗羲绘像有八分神似。当然能与大贤王阳明同列为纸钞图案者，其地位必定非凡；如此之士，在明末时期的江南布衣中，首推黄宗羲。
而浙江兴业银行纸钞的背面，均为“晨鸡图”（图6）。晨鸡图暗示该券发行于乙酉年，即宣统元年；进一层的意思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寓示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鸡啼天明，光明亦即将来临！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钱塘江大桥在通车的第89天被炸。而浙江兴业银行从那以后，业务急剧下滑。日寇没完没了的轰炸，使民族工商业几乎全部覆灭，使得该行的工业贷款大都成了死账。终于等来抗战胜利，却想不到货币发行以天文数字激增，贬值速度不是一天贬多少，是每分钟都在贬。该行仅存的那点“保命钱”眼看着一点点贬值，逐渐成为一张张废纸，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彻底告终。尽管如此，这些纸钞以历史名人为主图，却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同时人们在欣赏之中，亦可追溯到我国货币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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