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青花瓷片说“博古图”
图1 明万历盆花图
“金陵明清多奇葩，瓷片博古呈尔雅。多少寻常旧时物，汇成书斋诗中画。”
图2 康熙博古图
图3 康熙古董图案
图5 康熙开光博古纹饰
图4 康熙古董图案
图6 康熙问鼎封侯
图7 康熙赏宝图
图8 康熙高士赏古图
图9 康熙风尘三侠
图10 清顺治至康熙早期
图11 明万历末期淡描
图12 清顺治至康熙早期
图13 清雍正粉彩博古方盖盒
不久前，南京藏家叶伯瑜给我发来几张青花瓷片图，画的都是“博古图”。他说，这些瓷片大多是20多年前南京秦淮河清淤时，“瓷片族”们在雨中捡拾的，也有是他购藏的。南京是“六朝古都”，各个时代的古瓷各呈其多，但迁延至今，不要说整器，就连这种精美的残片都已是稀见之物了，当倍加珍视。
明清时期的瓷片上有许多博古图（图1至图12），它们被藏界统称为“博古”。“博古”是中国传统性极强的绘画门类，以钟鼎彝器为描摹对象，意为“博通古事，雅聚艺苑”。博古画不限于某一物事，秦砖汉瓦、碑帖字画、缂丝织锦，都在其列，与日常生活中的瓷盆、嘉花、异卉、果蔬和节令风物相配成趣。瓷片上的博古画古雅清美。而这些精美瓷器之残片，使今天的人们生发出对器物劫毁的慨叹。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荣誉会长、作家王德安是我的恩师。他知道我想写写博古瓷，便将他自己收藏的一些博古图片赐予。他说：其实瓷上“博古图”并不限于南京，甚至不限于国内。博古画，是一种摹写古代器物形状的绘画，或用古器物图形装饰的工艺品，都称为“博古”，其典出于汉张衡《西京赋》：“雅好博古”，乃谓博通古代器物。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命人将宣和殿所藏古物，编绘成《宣和博古图》二十卷。后来凡对印拓或仿摹钟鼎等古器物的画通称“博古画”。
宋代以来，金石学兴起，对古器物的研究与鉴赏活动，也培养了人们对文物的审美取向，反映到艺术活动中，就是以“博古图”为代表的文物题材绘画的产生，并影响到工艺美术，如瓷器、建筑装饰、雕刻之中。早期“博古图”侧重于“鉴古”活动场景，后期则以文物本身为主体内容。“博古图”是金石学影响下审美趣味的典型反映。
艺人和工匠们将图画在器物上，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这样的画幅也称之为“花博古”，或称“清供图”。《孔子家语·观周》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老聃指老子，是言其知识渊博，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又通晓当代文化。后人引申“博古图”寓意学问博大，不同凡俗。图案多为古器物，如古瓶、古铜器、书画、琴棋，再配加一些吉祥图案，居官及文人雅士多以其装饰庭堂或作送礼之用。属于花鸟画科的写意或工笔画种，其美富于诗意。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始于唐宋时期，至明代有了新的诠释，到了清代达到新高度。“博古”文化也因之经历着变迁。南朝的梁沉约在《与何胤敕》中有：“吾虽不学，颇好博古”的阐述，说明崇古之风已经萌芽。随着政权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当权者对古物收集日益重视，到了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主持编绘了《宣和博古图》，绘有商代至唐代铜器八百余件，因集宋以前青铜器之大成，故称“博古”。之后“博古”一词的含义有所扩大并加以引申，凡在工艺品上加以鼎、尊、彝、瓷瓶、玉件、杂宝、盆景、琴棋书画等题材，以及添加蔬果作为点缀的纹样，皆以“博古”名之，寓意高洁清雅，不同于流俗。
我们现今见到最多的是，绘于瓷器上的博古图案，最早出现在明末的瓷器上，而当时也只是以瓶花的纹饰为主，到了清代顺治时期，受到晚明影响，民窑青花瓷器上也出现了此类图案，工匠们也有了雅意。除了瓶花外，还有青铜花觚、石桌、带底座的果篮、茶壶、如意等新纹饰，虽然未见官窑器物，但也说明博古品位有了提升。
康熙皇帝在朝六十年，社会经济发展开始繁荣，“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的差异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上层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在温饱富足、国泰民安的生活之余，将目光投到古董文玩的收藏和鉴赏上，陈列古玩的“博古架”的出现和大兴，便是这一风气的最好体现。这一时期官窑瓷器上的博古图案花样繁多，大量出现的有青铜器，如鼎、觚、爵；还出现了各类造型的三足鼎式炉，也反映出清初对明代铜炉收藏的热衷；另有瓷瓶、古籍、书画长卷、赏石、砚屏、水丞、围棋等图案出现。康熙时期的博古纹饰大量出现在官窑民窑瓷器上，传世至今可见也非常多（图2到图9）。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康熙时期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喜欢汉族文化，“尊孔崇儒”意在消除汉人士大夫对新朝合作的心里障碍，拉拢文人阶层，迎合尊重汉人士大夫的文化传统，所以，博古纹饰在康熙时期的流行、发展也就有了可以说得通的历史背景。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说，当年他曾经错过了乾隆皇帝传旨如意馆所做《陶冶二十图》册页的故事，这个册页也是乾隆时期瓷器工艺发展的“纪录片”，它绘画记录了烧造瓷器的整个流程，督陶官唐英在图侧配有流程说明，甚至每种瓷器的纹饰搭配，其本身就是一本“博古图”，乾隆时期还出现了大量工艺成本极高的博古题材的艺术品，如铜胎掐丝珐琅博古图挂屏、剔红博古柜、紫檀博古架样百宝嵌挂屏，可见乾隆帝对博古的推崇与喜爱。
到了晚清民国，博古绘画也开始流行，起初是指摹写古代器物形状的纸本，是照相术传入之前的考古鉴存手段，端方、黄士陵、陈介祺、褚德彝在这一时期对大量青铜器做了全形拓的拓本，直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许多，也依旧是尚古文人书斋的雅好。伴随清代金石学复兴，当时海上画派也大胆改革与创新，他们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特性，又融合了西方艺术的新形式，吴昌硕为代表人物，他对博古画进行了再创作，在原有的青铜器拓片上绘以蔬果和彩色花卉，形成清代典型的“海上博古图”。南京藏家海心说，他曾在日本拍卖会上见到一幅由褚德彝所拓“颂鼎”全形拓，然后由苏州桃花坞画派陈摩、蔡铣、樊少云、吴秉彝每人添一枝各自擅长的花卉的合作画品，花自鼎中生出，古朴典雅，透着生机盎然，这是典型的“博古花卉”绘法，撩发思古之幽情，人文之情怀，令人从尘世喧嚣中归于沉静。所以，博古画历来受到文人雅士喜爱，是理所当然的。
好古之风，收藏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一。如今，在各大艺术品市场上我们看到博古题材的艺术品尤多受到藏家们的青睐，如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一件雍正时期的瓷器——“粉彩博古方盖盒”（图13）拍出67万元，比估价溢出近60%；另外，2016年北京中贸圣佳秋拍上，一件乾隆时期的“紫檀框黄漆地百宝嵌博古图挂屏”拍出230万元；北京保利2016年秋季拍卖会上，一件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御题诗如意博古挂屏”拍出218.5万元。
“博古贵其雅，文化珍其藏。”传统题材艺术品回归其应有的价值，乃文化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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