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巴国动物形青铜器

图1 战国青铜鸟形尊

巴国，是曾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山区的一个古老王国。东晋史学家常璩（291—361）所著《华阳国志》中，有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主城），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此言描写了在楚、秦、蜀诸强环伺下，巴国数次迁移都城的历史。战国时期，巴国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今重庆一带。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设置郡县，正式将巴地纳入华夏版图。同时巴人创造了独特的巴文化，其中的巴式青铜器是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显著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魅力闻名于世，并揭示了古巴国这一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心的历史面貌。

战国时期巴国动物形青铜器1

图2 战国巴人青铜虎钮錞于

战国时期巴国动物形青铜器2

图3 战国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

坐落于重庆人民大礼堂中轴线上，为重庆城市文化的象征、城市文明的窗口和城市精神名片之中国三峡博物馆，就珍藏了若干件战国时期古巴国人所铸的青铜器。其中有三件造型独特的动物形青铜器，更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这是当中的一件战国青铜鸟形尊（图1），长28、宽16.8、高29厘米，2002年出土于四川涪陵小田溪墓地。其整体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的羽纹，在羽纹上有规律的镶嵌绿松石，造型、纹饰及装饰极其精美。

尊，本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而战国青铜鸟形尊通体上下除鱼形嘴外，了无一孔，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应系学习中原地区的鸟兽尊而作。其体轻、壁薄、中空，铸造难度极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鸟形尊出土于巴人的贵族墓地，为研究巴人的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铸造技术难得的艺术精品。

第二件是该馆馆藏的战国巴人青铜虎钮錞于（图2），通高68、上径36、底径28厘米，重30公斤。其通体完整，平顶，顶上饰有一虎钮，肩部浑圆隆起，周边有较宽的唇边，腔体比例甚高，下口较直，音质优良，造型厚重，形体硕大，有“錞于王”之美誉。它的造型栩栩如生，虎头微扬，口部微张，虎尾向上卷曲，虎身向下沉，呈腾跃状，动感十足，不怒而威。在虎钮的周围，还分布着五组“巴蜀图语”，即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

史料记载，錞于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铜质打击乐器。《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多用于战阵，指挥军队进退。錞于击打的发声“声震如雷”“清响良久”，能很好地传递指挥信号。在全国出土的錞于中，钮的造型被铸造成虎、龙、狮、马等多种，其中虎钮最多，约有60件，且它们主要集中发现于中国西南地区。而此件錞于，应属古代巴人特有的一种军乐器，其见证了巴人的骁勇善战。在商周时期，它属于《周礼·地官·鼓人》记载的“六鼓四金”之器。“四金”包括了錞于，它们多与鼓配合，用来号令军士行动。而虎是百兽之王，作为勇猛与力量的象征，是巴人的图腾，被制作在兵器之上自然再恰当不过。古代巴人崇虎，史书历来多有记载。《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绰《蛮书·卷十》也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后来，錞于又逐渐“变脸”为巴贵族田猎时使用的打击乐器，和部落欢宴时的娱乐之器。而在近年随葬有錞于的巴人墓，大多等级颇高。

而第三件战国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图3），则是一件颇具文物艺术价值的稀世巴蜀青铜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所编的《华夏文明史图鉴》中，这件带钩被称为“整体为独角犀形”。它出土于1954年，是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巴蜀船棺葬中发掘的。带钩长23.4、宽9厘米。其身作犀牛形，颈部有双鬣，并利用犀牛头上的角延长回曲为钩，钩端另饰一兽头。通身系金银丝、片嵌错，纹饰图案由多种变形几何纹样组成。

带钩，是古人身份和时尚的象征。在唐代杰出的道家学者、理论家成玄英（？—669年）的注疏中，言“钩，腰带钩也。”其实，带钩的称呼在唐代以前就早有记载，古时称带钩常用一个“钩”字，在古文献上出土的钩铭、遣册上都有明确的记载。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楚简就直呼带钩为钩，“一组带，一革，皆有钩”。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的带钩，自铭“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其他《左传》《国语》等书也都提到带钩，最为人熟知的是《淮南子·说林训》所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而这件“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造型优美，体态雄浑，纹饰精细，显现了战国时期巴国青铜器独具的风格和精湛技艺，同时还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特征。

上面三件馆藏的战国时期动物形青铜器，似“沧海一粟”地揭秘了古巴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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