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藏明清肖像画中的“隐秘”（组图）
在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最能够直观反映当时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宗教观念、道德信念、文化艺术等社会意识，在各科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独特的审美内涵。
肖像画在元代逐渐独立成科，出现了许多肖像画高手。比如著名画家王绎，不仅写真技艺精湛，而且撰著了《写像秘诀》，从理论上阐明了肖像画创作的要点。至明代，随着人物画的衰微和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分道扬镳，肖像画逐渐走向民间，无名画工中涌现出许多写真能手。明代是肖像画日趋专业化、日益向民间化转变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民间画工，都致力于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肖像画创作。其中十分独特的一类，即为行乐图。
行乐图是人物肖像画中的一个种类，起先是文人们的自娱自乐。最早可追溯到353年王羲之在会稽兰亭举办的那一次雅集，其经久不衰的文化影响力导致此后各朝各代都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兰亭雅集图》。到了北宋年间，白描大师李公麟将他与十六位文人名士在当时的驸马王诜宅第花园中聚会的场景用画笔记录了下来，造就了堪与《兰亭雅集图》相媲美的《西园雅集图》。虽然李公麟原作早已不存世上，但由他所创造的这一图式，无疑成为王羲之“兰亭雅集”之后又一经典绘画主题。历代著名画家如南宋的马远、刘松年，元代的赵孟頫、钱选，明代的唐寅等，都曾画过这一主题。
明代出现了大量把人物与山水相结合的行乐图，可能与东晋的“兰亭雅集”和北宋的“西园雅集”极为相关。明代的行乐图又演化出不同的样式。从远处观看，常常以为是一幅山水画，走近却发现人物坐于其间，山林之美成了人的最佳陪衬。
文人名士的雅集
本展中有一幅明代无款的《西园雅集图卷》，笔法细腻，刻画入微，甚为精彩。最右侧起卷处树倾石耸，引导我们向左观瞧。先是两位僮仆，各自捧抱着书卷。走前者扭头正在叮嘱后者。隔过一棵倚侧的古松，出现了传统的“西园雅集”故事中最为经典的第一个场景——李公麟抚案绘图。他的身后一扇巨大的屏风，绘有海岳之景。波涛滚滚，正应和了李公麟的全神贯注的神态。他心中激情涌动，有如翻江倒海之势。案几边围拢着五位友人，或坐或站，正兴致勃勃地观赏画家的生花妙笔。屏风左侧是葱郁的芭蕉，依次后推，拓展了画面的空间。再向左，观画者的身后是高大而玲珑的假山石，移步换景，只见一僮仆正在生火，茶炉上放着一把造型别致的茶壶，也许茶的清香此时已萦绕在假山与芭蕉之间。矮矮的小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茶盏，暗示着今天的雅集上来客众多。可惜画卷只展开到此，大致一半的地方。虽然如此，但是根据刚才的内容已不难发现，这位不知姓名的明代画家用心费神，把方方面面都描画得极为精细。看看六个人头上的帽幞，各不相同，令观看者不由得生出赞叹之情。
从明代中期到整个清代，这种群体式聚会的“西园雅集”又演化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行乐题材。画中的人物多置身于幽雅的环境中，有松竹梅兰相伴。
清代中后期著名仕女画家费丹旭的《听泉图》，就是这种样式的最好诠释。高山深谷中，僮仆携琴欲过石板小桥，不远处的双松之下，画家以白描画法绘出的主人正临流而坐，观瀑听泉。
这一图式影响至深，连武将出身的郑成功也被画家黄梓（《郑成功画像轴》）安置在了山水之间。只见郑成功与一谋臣对坐在松下的案几旁，不动声色地听取探子前来报信，而右下角已有卫兵牵上坐骑。全图弥漫着整装待发的气氛。画家愣是把军事题材与“行乐图”捏合在了一起，也算是一种创新。
另一幅绢本设色的《鸥边洗盏图》为清代著名宫廷画家禹之鼎所绘。幽静而宽阔的庭园之中，松林掩映，书斋主人闲散地坐于溪涧边，与洗盏的僮仆聊着天，好不惬意。
人物画发展到清代，在禹之鼎手中具有了一种综合倾向。他将唐宋人物画风与明清以来的肖像方法综合起来，将宋元以来的“写意”精神与明清再度盛行的“写真”手法综合起来，呈现出人物形象与自然山水融合为一体的模式。与明末肖像画高手曾鲸画面上那种略带西方绘画痕迹的“写真”相比，禹之鼎人物画显得古雅，是一种充满了文人旨趣和情调的写真风格。
《砥泉像卷》上有作者题识：“西村陈凤鸣写”。图中有一老者闲坐于山石之上，一书童侍立其侧，周围崇山峻岭，绵延起伏，云烟缭绕，溪流潺潺。卷首有朱珪题隶书，依稀可“观泉”两字，上款人为“砥泉先生”。据此可知画中像主为砥泉先生。砥泉，当为清代乾嘉时期人，此画作者陈凤鸣亦为清代乾嘉时期画家。
这一类作品中，最为有名者是明末著名的曾鲸。他在中国传统的肖像技法上增添了“墨骨”之法。此法以淡墨线勾出面部轮廓和五官，墨骨即成，再以赭色覆盖于墨线上，鼻翼和面颊两侧又作深褐色烘染，最后平涂一层淡赭色，使肖像颇具厚度与立体感。曾鲸的实践丰富了肖像画的表现技法，开拓了明清人物画的新领域，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追随的弟子形成了“波臣派”，延续至清朝中期，上下二百年左右，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古代肖像画流派。
本次展出的《菁林子像卷》，虽中心人物由曾鲸刻画，却不太能看出他的“墨骨”之技，并非其代表人物肖像作品。由题跋可知，此卷作于“丁卯夏”，即明天启七年（1627），引首所题“松巢菊径”，为米万钟所书。此人官至太仆寺少卿、江西按察使等职。擅长行草，亦擅山水、花竹，书法师法米芾，用笔浑厚有力，有“行草得南宫家法”之誉，与董其昌齐名，称“南董北米”，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明末书法四大家”。画后有跋尾九则，皆为明人所题，细看内容，皆颂菁林性恬行淡、寄情山水的情怀以及孝友脱俗的高尚情操。看来这些人与画中主人多有交游。
位高权重者的社交
也许文人名士们的聚会令朝廷中的各路官员看着眼馋，他们也不甘落后，纷纷举办属于自己的雅集。
《五同会图卷》便描绘了发生在明弘治十六年的一场在京同乡的聚会。图中的仆人及僮仆各司其职，忙着煮茶侍琴。五位官员被画家分成两拨儿。一组三人立于左侧，另一组则安顿在右侧精致的坐榻之前。显然，这两位的官阶更高，地位更显要。由卷后吴中名仕吴宽所写序言可知，五位官员皆来自吴门（今苏州），同朝为官，而他们又是“同时、同志、同道”，故名“五同会”。园中的太湖石以浓重的石青绘出，与石绿色的松林，形成色彩上的和谐搭配。这一切色彩的安排都突出了坐榻左手那位官员，他身着大红袍，似乎应为此次聚会中最重要的人物，可是如果仔细端详表情，却发现他一脸拘谨，身体姿态也呈现出谦卑的架势。而右侧身着浅蓝袍留髭须者，左手抬至胸前，似乎在讲着什么话。他一脸沉稳的神色，似乎在暗示出他才是核心人物。屏风两侧设有石案，案上摆有清供，所陈器物极为考究，显示出主人在朝堂之上的重要地位。
此类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现藏于纽约大都会明代宫廷画家谢环所作的《杏园雅集图》。画卷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了1437年4月6日的一次朝廷官员的非官方聚会。地点在明英宗正统初年官拜太师的杨荣位于北京东城的私家花园中。杨荣邀请了八位朝廷高官出席。
这种看似表现娱乐消遣的图卷，往往有着严肃的目的。它形象化地说明：帝国之内，河清海晏，率土之滨，诸事太平。正因如此，这些辅佐天子于朝堂之上的臣子才能理直气壮地在高雅的文化轶事上消磨时间。这样的图像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
比较《五同会图卷》和《杏园雅集图》不难发现，在这类行乐图卷中的宾客，出席雅集的目的，显然是出于一种同僚之间的互动，他们的穿戴整齐而正式，举手投足之间，必须保持正确而得体的礼仪举止。这样的行乐图是官员私下社交行为的真实记录。
难怪英国著名艺术史专家柯律格在研究了此类人物画卷后曾认为，以《杏园雅集图》为代表的中国15世纪官员群体式画像，对古代中国高级官员具有纪念性的意义。
一幅行乐图，隐藏着多少生活与朝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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