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向远西行 敦煌展关山月西行写生与临画（组图）
7月10日，“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一楼展厅揭幕。展览在展出关山月先生19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作品的同时，回望了关山月先生对中国艺术与民族命运所作出的探索和实践经历。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回顾了七十多年前关山月先生在西北的写生和敦煌临画的经历，也感慨敦煌石窟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集中代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吸引了一批有识之士和画家不远千里来到敦煌，学习研究传统艺术，“他们走过的道路给了我们深刻启发，也启迪我们思考中国现代美术的未来走向。”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中）等嘉宾参观展览
据悉，展览从“一个展览和一本书”“向远西行”“河西走廊”“敦煌烛光”“冰雪生活”“回望”等几部分，完整地还原了关山月先生整个西北之行的艰难旅程与创作，讲述了他在抗战时期身处民族危难与文化追寻的复杂情境中，坚持”行万里路”之志，出山远行，深入民族民间，一路作画办展的细腻而恢宏的艺术故事。展览借由关山月先生的绘画和经历回溯了历史的温度，力图带领观众通过勾勒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风貌与精神气质，感受烽烟时代中的文化清流。
关山月《祁连跃马》30.5 cm×41.8cm 纸本设色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湘波在致辞中表示，通过此次展览，试图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关山月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重新认识那一代美术家的抉择与思考。他们启发我们反思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本土与世界等系列命题，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与价值建构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未来中国美术的发展。
关山月《蒙民游牧图》85.5 cm×222.5 cm 纸本设色 1944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而陈湘波在《关山月敦煌临画研究》一文中对关山月美术馆所藏的82件敦煌临画和关山月的敦煌之行作品剖析，并认为这是关山月先生在1930年代末临摹其老师高剑父收藏的古画和日本画家作品后，又一次重要的临摹：
1943年秋冬间，关山月夫妇与赵望云、张振铎到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为期一个余月的考察、临摹，这是关山月先生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在这一非凡的写生旅程中，他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域风貌的视觉体验，敦煌壁画的独特风格、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和多民族的奇异风俗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他后来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关于关山月这次临摹敦煌壁画的资料很少，能见到的只是他写的一些回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收藏他的82张敦煌临画。这些作品基本体现出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的特点，临画的题材和画法多样，且多数选择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题材，这种选择反映了他对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认识和价值的判断，也体现了关山月敦煌临画的个人特色。
关山月《二百六十八洞·中唐（一）》30.6 cm×16.9 cm 1943年
关山月的这批敦煌临画，经过60多年还能够被保存下来实在不易，据他回忆说：
“战争年代，这批临画曾和其他作品在成都、重庆展览过。日寇投降后，曾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展览过。七十年代也曾先后在北京、长沙和成都展览过。记得1944年第一次在重庆展出时，美国新闻处曾提出以重价收购，由于它是我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难得古代艺术资料，我们对它有感情，虽然生活困苦也不愿割爱；在‘文革’期间，我又冒着风险把它和几件精美而心爱的潮州木雕一起藏到卧室的天花板里，至今侥幸尚存，真是谢天谢地！”
在关山月之前，作为画家最早到敦煌进行研究考察和临摹是李丁陇（1938年冬来到敦煌），1941年初，李丁陇与张大千相识。正是因受其影响，张大千在1941年5月底到达敦煌，1943年6月中旬从榆林窟离开，在敦煌历时二年考察、临摹壁画；同时，谢稚柳先生也因张大千的邀请来到敦煌做敦煌石窟的记录、考证工作，后来完成《敦煌石窟艺术叙录》。而后以王子云作为团长，由历史、考古和美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作为政府派出的机构也于1941年10月到敦煌，但因为经费拮据，考察团实际到达敦煌的仅有王子云、雷震、邹道龙三人，他们开展了调查研究和临摹工作，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还拍摄了一批千佛洞的照片。
关山月《敦煌莫高窟》41 cm×67 cm 纸本设色 1948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山月到西北旅行写生以及到敦煌考察石窟艺术和赵望云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关山月在《同行如手足，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一文中回忆说：
“我跟赵望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开画展的时候，他来参观了画展。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所作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的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
接着关山月还写道：
“当时我们都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一九四二年春，我、我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展，筹划盘缠。之后，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魁作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临摹条件异常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他羡慕我有爱人秉灯相助，可以临得多些），我们一起喝那带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野蘑菇，中秋之夜我们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赏月。白天画累了，在静寂的夜里，我们一起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远处的驼铃，交谈着艺术感受和绘事见解……
在敦煌前后二十多天，和河西走廊一来一往两个多月，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古代的宗教艺术，大西北严峻的面貌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关山月《西南人物写生1 陈树人像》32.3 cm×25.6 cm 纸本水墨 20世纪40年代
在莫高窟考察临摹古代壁画的日子时里，关山月历尽了在今天已经难以尽述的艰难，由于莫高窟是坐西朝东，只有在上午光线比较好，下午到了三四点钟后，洞窟里就漆黑一片了，因此关山月夫妇，每天早早带着画具进洞窟，靠着妻子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地进行临摹。
“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就这样整个白天在洞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修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用我和妻子的不少汗水，换来了这批心爱的临画。”（许礼平编的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中关山月自序）
他们离开敦煌时，已是大雪纷飞的冬季。关山月与赵望云、张振铎分手后，又不顾严寒，与妻子远赴青海塔尔寺写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期间为了实现去敦煌考察的愿望，婉辞了国立艺专的教授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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