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森美术馆中静观日本艺术的“繁星”（组图）
草间弥生、李禹焕、宫岛达男、村上隆、奈良美智、杉本博司同台将会呈现怎样的展览？
在受疫情影响闭馆近5个月后，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森美术馆在7月底重开，并推出展览“繁星：当代艺术的明星们──从日本到世界”。此次展览原计划配合东京奥运推出，由森美术馆的6位策展人共同策划。森美术馆馆长片冈真实在展览开幕上说：“纵览本展，观众可以看出‘明星不是一天达成的’。了解艺术家的经历和内心纠葛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
出席展览开幕的村上隆、李禹焕、宫岛达男、杉本博司、奈良美智
战后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0年“日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规模的活动，推进了其国际化进程。在当代美术领域也迎来了双年展和艺博会等活动，随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多文化主义的争论和探讨。
“繁星展”以6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日本艺术家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当今世界均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的认可，展览以早期作品和最新作品相结合的方式梳理各自的艺术轨迹。试图剖析他们的实践是如何跨国界和文化被世界知晓，并基于日本社会的文化、经济背景探寻传统和当代美学、亚文化等课题。此外，展览还呈现了从1950年到今，海外举办的重要日本现代美术展的相关资料，验证各个时代的评价和族谱。
2020年，新冠疫情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也凸显了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这6位日本艺术家的实践，也从某个层面解答了艺术的本质作用是什么？艺术家的目标“世界”在哪？在解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将对未来疫情后的世界提出启发性的信息。
宫岛达男，《无效计数》，2003，展览期间将在六本木楼宇的墙面上定期展示，试图为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的心灵点起一盏明灯
森美术馆自开馆以来，以其绝佳的位置一直被广泛关注，“繁星展”以其超强的阵容、多件大型装置和震撼力的影像作品，在“五感”的刺激中了解日本当代艺术的历史和艺术家经历。尤其是因疫情闭馆后重开，让公众体会到回到美术馆的空间，直面艺术作品的震撼体验。
“繁星展”中草间弥生的展厅，摄影：高山幸三
在展览中，草间弥生的部分展出了她在上世纪60年代旅居纽约时创作的早期作品、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作为日本馆代表展出的《来自天上的启示（B）》（1993）以及软雕塑作品等，也有最新的绘画系列“我永远的灵魂”。试图通过1960年代被纽约认可的艺术风格，到1990年代对其作品的重新评价，以及最新作品的变化，解读草间作品的概念和信息。
草间弥生，《爱之精彩》，布面丙烯，2019年，100.3×100.3 cm
草间弥生在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中，利用多种媒介形式发表了许多作品，但无论媒介形式如何变化，反复、集成的水珠、网眼花纹等的图示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与她从小就经常经历的幻觉和幻听的影响有关。
1959年，草间弥生的作品“无限的网”在当时被作为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的先驱作品获得欧美高度评价；此后她的创作便没有停歇，半个多世纪后，融合了草间幼年的涂鸦主题、绘有人物和植物等元素的“我永远的灵魂”亮相，这个被她自己称为“生命赞歌”的系列，描写了生与死、光与阴、战争与和平等相反的要素。
“繁星展”中李禹焕的展厅，摄影：高山幸三
与草间弥生相对的是，“物派”艺术家李禹焕的冷静。展览中“关系项”是李禹焕1970年以后的雕塑作品总括性的标题，也是他常用的艺术语言。“所有的事物都依托世界的关系而成立的，没有单独存在的东西”。这个哲学在其作品中被反复叙述，并与李禹焕的生活姿态重叠。日本与韩国、东方与西方、实践与理论、绘画与雕塑、对象物与留白、自然与人工物，不事与制作，在互为对立的关系中，李禹焕以空间作为媒介，阐释功能和状况，以及紧迫和均衡的时空。
李禹焕，《对话》，布面丙烯，2020年，291×218cm
1956年赴日的李禹焕，1968年开始正式的艺术评论和创作活动。展览作品《关系项》(1969/2020年)是最能代表“物派”理论架构和发展的作品。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作品通过对象本身和对象与其周围空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观者的相遇，《关系项- 不和谐》和两幅分别创作于2019年和2020年的“对话”系列新作都能看出“物派”和艺术家本人的创作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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