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与交织”闽渝当代艺术邀请展

展览时间：2020-01-05 - 2020-03-05

展览城市：福建 - 福州

展览机构：玄之美术馆

展览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塔巷29、53号院

策展人：何桂彦

参展人员：陈文令,何剑,李晓伟,李占洋,吕山川,圆大西,赵能智,钟飙

展览介绍

平行与交织

何桂彦

福建与重庆，一个东南，一个西南，虽说远离艺术的中心，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上却熠熠生辉，两地人才辈出，涌现出许多代表性的艺术家。1980年代，福建曾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前卫艺术运动，进入1990年代，以蔡国强、黄永砯等为代表，在国内与国际产生了重要影响。2000年以来，伴随着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崛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令人瞩目的福建当代艺术现象。1978年以来，中国艺术界掀起的第一个重要的艺术潮流——“伤痕美术”就由四川美院的艺术家引领。1980年代初，“乡土绘画”将地域性的生存经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文化现象，“新潮美术”时期，“西南生命流”与“厦门达达”均成为当时国内前卫艺术群体的重要代表。1993年前后，张晓刚、周春芽等艺术家立足于全球化的背景，挖掘视觉与文化心理中的“中国经验”。2000年以来，在重庆与四川，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济济一堂，各领风骚。

“平行”——对于福建与重庆的艺术创作来说，从1978年以来，都有着线性的、本土的、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在1980年代普遍称为现代艺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并不是国家至上而下的产物，相反，在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之下，得益于民间、个人，以及前卫艺术群体的推动。因此，在1980年代，官方与民间、体制与非体制、主流与边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为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对于此前僵化的一元化艺术体制，以及程式化的艺术创作来说，地域文化和地域性的艺术题材，在1980年代初成为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与先前的“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范式比较，源于地域的生存经验与文化现实，不仅为既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注入了人文内涵，也将艺术家的注意力从关注一个英雄、伟人的时代，转向对日常的、平凡的农村生活的关注。不过，当“新潮美术”所倡导的现代主义浪潮兴起之后，地域性的文化力量逐渐式微。伴随着1992年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WTO，中国不可扭转的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于是，“地域性”重新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性vs民族性的话语体系下绽放，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艺术中的地域性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而立足于当代艺术的发展谱系，重庆与福建从1980年代以来，在地域性艺术与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表现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它们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推动，形成了“平行”的一种状态。

2000年前后，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当代艺术开始告别潮流，告别运动，不再像1980年代以来，一个艺术思潮接着另一个思潮，一个现象接着另一个现象，由此形成线性的发展轨迹。线性叙事由此终结，而地域性的艺术经经验，抑或艺术群体，都需要在一个具有综合性的艺术生态重新审视。2003年“非典”结束，伴随着中国进入WTO所带来的活力，中国的艺术市场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北京798艺术区的出现，以及周边各种艺术区所形成的共振效应，对于分散在地方的当代艺术家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心的崛起，带来的是边缘的衰落。就重庆的艺术生态来说，1990年代初，一拨艺术家迁居成都，2000前后，以张晓刚、叶永青、刘虹等以望京的花家地为中心，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在那里创作与生活。同样，福建籍的许多当代艺术家如陈文令、吕山川、吴达新等也陆续聚焦在北京工作与生活。艺术人才的流失对地方的艺术生态来说无疑是一次破坏。所谓的“福建当代艺术现象”，就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知名的福建籍当代艺术家大多不生活在本地。于是，当不同区域、省份的艺术家长期聚焦在北京的时候，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态与工作方式开始形成，艺术家的交往与艺术现象的“交织“成为了可能。

本次展览正是基于上述的背景。八位艺术家既有个案的意义，也能充分的反映当代艺术生态在边缘vs中心、地域vs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家工作方式与创作观念发生的变化。当然，回到展览作品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创作中的一些共性。譬如，倚重图像化的表达，强调图像叙事，注重具象语言的观念性。钟飙的作品借助图像，呈现了一种混杂的、多时空的生存景观。何剑的作品传递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当代生存体验。李晓伟的作品不仅涉及到图像的挪用，也是对画中人物的文化身份的考量。陈文令在绘画作品中注入了戏拟与调侃。吕山川的绘画不仅涉及到对原图像的篡改与修正，而且，在不断覆盖的过程中，力图将绘画行为观念化。再比如，这次的参展艺术家都强调个人话语与修辞的表达。赵能智将“身体”作为一种通道，呈现了精神与肉身遭受的异化。圆大西在表现与抽象之间，探索一种个人化的修辞方式。李占洋既追求戏拟的叙事方法，更强调民间的、学院的、后现代的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融汇与调和。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都看不到1980年代那种独特的地域性与审美气质，相反，用个人化的语言与表述方式，传递的是对当下文化与生存经验的独特感受。

然而，基于当代艺术外部生态与文化环境的迅速变化，对“地域性”的重新审视将变得愈加急迫。与2000年前后北京的崛起所不同的是，“中心”的衰落，或者说“去中心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二线城市是否需要当代艺术？区域性的、本土化的、在地性的文化资源能否为当代艺术提供丰富的滋养，以及带来新的可能性？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然，与1980年代所强调的地域性有本质的区别的是，今天的地域应该是基于全球化视域的地域，而不再是将地域作为一种文化与艺术策略。同时，我们应看到，伴随着“美术馆时代”的来临，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与格局将变得越来越去同质化。这也正是我们此次相聚福州玄之美术馆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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