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荟：艺术家将生命痕迹通过作品保留下来
（1/4）《我的西双版纳》 刘绍荟 1981 2007
（2/4）《傣寨之夜》 刘绍荟 1983
（3/4）《人生之戏》 刘绍荟 1989
（4/4）《生命之痕》 刘绍荟 2003
3月19日，“我本自由— 刘绍荟从艺六十周年艺术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启幕。展览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担纲策展，以“民间魔幻”“白描万象”“雨林胆魂”“石头能量”“文明变体”“方外之道”“动画电影”七个板块，数百幅作品梳理刘绍荟半个世纪多元绚美的艺术旅程。
策展人苏丹表示，“自由”是刘绍荟先生与艺术相伴六十年的人生特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多变的风格，没有"自由"就没有那些飘逸洒脱的线和沉着大胆的用色，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他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从大自然到都市再重返自然的人生路径。”
“城隍庙+毕加索”让他受益终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院)向来秉持“大美术”的综合观念，不局限于油画、国画、版画等专业壁垒，将电影、文学、装帧等等熔为一炉，在艺术的结合上，把中国的民间传统和西方的现代艺术进行东西方的糅合。年届八旬的刘绍荟在展厅里告诉南都记者：“我深受此种艺术观的影响。作为中央工艺美院最早的一批学生，我从艺六十年的创作成果，生动、具体地体现了这条教育路线。”
刘绍荟1940年出生于四川省綦江。他1960年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幸运地受到张光宇、庞薰琹、张仃、吴劳、郑可、祝大年、袁运甫等名家亲炙。上世纪60年代，中央工艺美院的老一辈艺术家将现代派绘画作为“装饰艺术”引进课堂。刘绍荟正在此时打开了中西交汇的视野，锻炼出自由大胆的创造心智。张仃先生“城隍庙+毕加索”的创作思路，为他指明了一生的探索方向。
西南边陲滋养的现代重彩画
刘绍荟的艺术生命和西南边陲密不可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他先后六次赴西双版纳，画下了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白描写生。
美丽富饶的热带雨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在西双版纳与何能等合作创作的连环画《阿布莎格》入选全国首届连环画大展，为云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创作的插图《苏文纳和他的儿子》《松帕敏和嘎西娜》分别斩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一等奖和二等奖。
线描是刘绍荟的看家本领，此次展出的《贝叶之花》《召树屯交响曲·第四乐章》等作品，使用遒丽绵长的线条，对西南边陲的异域景观有着异乎寻常的洞察和个性化表现。刘绍荟的老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说：“他用竹笔画云南的热带雨林、人物和风土人情，一根长长的线，就能廓写整个雨林和世间所有生命。”
1980年，刘绍荟与丁绍光共同组建“申社”画会，两年后，又与丁绍光、蒋铁峰等四人成立“中国云南现代重彩画会”。随着云南画派名噪一时，刘绍荟个人的艺术也不断走向成熟。他创作于这个时期的如《苏三起解》《人生之戏》《白蛇传》等作品，将从民间艺术如佛塔、皮影、剪纸等汲取的造型元素进行堆叠、切割和铺排，具有强烈、奇异的形式美感。以热带雨林为题材的现代重彩画，则自由点染、大笔挥洒，在画面中注入浓烈的生命体验。
由“状物”到“写性”
2006年是刘绍荟的“凤凰涅槃”之年。此前他的作品中还充斥着被画家的视角所重塑的“形象”，这一年，他的绘画由“状物”转向了“写性”。他认同元四家倪瓒所言“逸笔草草，无非是抒写性情”，精神层面的东西被放在了创作的首位。
如今，他愈来愈进入纯粹的抽象领域。无论是2013年沉寂内敛的《龙隐洞系列》，还是2016年奔腾浩瀚的《太空系列》，都体现着这位花甲老者对宇宙的沉思，对生命的激情。与此同时，水墨也开始渐渐地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一些作品以水墨打底，辅以色彩，“湿和干，薄和厚，交错而产生一种很神奇的效果。”
《生命之痕》一画，画的是广西花山，石头的体积，光感、肌理，都经过精心处理，绚烂至极，也厚重至极。“原始人的岩画，是为了记录生殖、狩猎、耕作，留下的是生命的痕迹。从"生命之痕"引申出来，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也是为把生命的痕迹通过作品保留下来。”刘绍荟向南都记者表示。《生命之痕》是迄今为止他创作的尺幅最大的重彩画，他会将它永久捐赠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南都专访刘绍荟
南都：西双版纳的自然地貌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启发？
刘绍荟：热带雨林有很明显的“线结构”，非常适合用线条来表现，它极大地提示了我以线来造型，追求线条的形式美。这一部分作品是从写生过来的。比如《热带雨林》就是一个组合，它并不是西双版纳的实景，你在西双版纳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和它完全一样的精致。但它整体表现但依然是热带雨林的蓬勃生机。
我写生用的竹笔是当地的植物，干枯了以后做成画笔。它是空心的，把墨水灌进去，笔尖削尖，在高丽纸上作画有特别的效果。线条很有张力，很有金石味道。而且线条一边走，一边会有墨点自然地喷溅。《藤之恋》是竹笔写生，但画里的西双版纳也不是现实的西双版纳，是我重新加以组合的，大青树一劈两半，加上很多藤蔓的缠绕，藤和树的相互缠绕，也是表现生命的相互眷恋。
南都：你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张仃先生提的“城隍庙+毕加索”，是否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刘绍荟：张仃先生上世纪60年代从西双版纳写生回来后搞了个展览，把中国的民间装饰传统借助西双版纳的傣族形象，加入了很多现代观念。从那开始，袁运甫先生也介绍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比如凡·高、毕加索。是工艺美院的老师们把西方现代艺术引进来，介绍给我们这些学生。当时一方面是庞薰琹先生讲中国的民间传统、装饰传统，比如敦煌壁画、汉画，另外一方面又介绍西方的现代艺术。这条东西方结合的路子就是这么下来的。今天我创作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具体的东方的民间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
张仃先生当时是想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现代的彩墨画，在水墨的基础上加了很多颜色。但他生不逢时，不再画这个了，改画焦墨山水。他的这个传统通过我和丁绍光继承下来。丁绍光后来把现代重彩介绍到美国、日本、欧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云南画派。
南都：现代重彩和古典传统重彩画的区别在哪里？
刘绍荟：区别就在于以现代取代了工笔。中国传统工笔重彩，比如《韩熙载夜宴图》、敦煌壁画等等，强调的就是“工”。传统工笔重彩基本上是叙事的，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开始，表现帝王将相、宫廷生活和佛教故事。在表现方法上非常细腻、严谨，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但相对而言也容易程式化，对抒发作者的生命激情是有局限的。
转化为现代之后，就是要把西方现代艺术所提倡的主观情感放在第一位。绘画不是为了表现题材，首先是为了表现自我。比如我这一组现代重彩《热带雨林》，画的是春夏秋冬雨林四季，春天的炙热，夏天的茂密，秋天的丰硕，冬天的苍茫，本质上表现的是生命的过程，通过色彩的“写”传达作者本人的生命激情。所以工笔重彩主要是“状物”，发展到现代重彩就“写性”，表现作者的性情和生命激情。
再比如《我的西双版纳》这幅画，1980年参加云南画展就有这幅作品，2006年我重画《我的西双版纳》，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画这棵树不再着眼于树的本身，而是借这棵黑心树表现我自身的生命的坎坷，以它的曲里拐弯表现人生的酸甜苦辣。这幅画吸收了凡·高的表现方法。凡·高通过画南方的田野和燃烧的太阳，表现生命的激情。这棵树代表的不是树的本身，而是通过色彩和线的交错，代表我经历了世事沧桑的生命历程。
南都：为什么你在耄耋之年重新思考和学习敦煌壁画？
刘绍荟：敦煌是我所崇拜的中国最经典的艺术宝库。敦煌壁画一直是现代重彩之源。我的“文明变体”这部分作品是直接学习敦煌壁画，用它的方式、题材，我再重新画一遍。但我画的时候已经很写意了，不是工笔画，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摹，而是完全根据它所表现的意味进行再创造。就像水墨写意画，一遍就画完了，有一种返璞归真、儿童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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