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选常用印“舜举印章”的探究
图1
——兼论元代书画作品中同文印的差异现象
印章作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上溯到商周时期。本文通过对石质“舜举印章”实物的考证，证明我国文人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不晚于元代初期，同时分析元代书画作品中同文印的差异现象。
印文为“舜举印章”的石质印章（图1、2），其印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上部是一个狮钮，印文具有浓厚的汉印风格。“舜举印章”是南宋到元代早期著名书画艺术家钱选的常用印，其传世名作上多数钤有此印。
图2
钱选生活年代为1239-1299年，字舜举，号玉潭，别号清癯老人、习懒翁等，浙江吴兴（湖州）人。他是集山水画之大成者，也是花鸟、人物画高手，对元代画坛影响巨大。在艺术方面，钱选注重学习晋唐宋人的绘画风格，率先在其书画作品上题写诗文、钤盖自己的印章，以诗意充实画意，丰富了文人画的内涵。他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风格，使我国文人画有了全新的气息，形成中国画独有的特色，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黄公望曾高度评价：“知其诗者乃知其画”。同时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写诗作赋，现存的《元诗选二集》中就收录他的诗20余首，与赵孟頫等人被称元代“吴兴八俊”。
藏家收藏“舜举印章”近二十来，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认定该印章是钱选常用印的原物，是我国早期文人石质印章中稀有的精美艺术品。
首先，将该印章与钱选存世书画作品上印章比对，两者高度吻合。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所收录的钱选常用印章中有“舜举印章”的印识，其来源是上海博物馆馆收藏的钱选名作《浮玉山居图》（所盖印章部分线条较为模糊）。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国宝在线》丛书《钱选墨妙》一书中，除收录《浮玉山居图》外，还收录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秋江待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瓜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梨花图》和《羲之观鹅图》等钱选传世名作，画作上都盖有钱选的多方印章，如“舜举”、“钱选之印”等，但都是将“舜举印章”盖在最上方的首要位置，可见作者本人对这方印章是情有独钟的（见图3、4、5）。
图3《秋江待渡图》
图4《梨花图》
图5《浮玉山居图》
以这几幅画作上印章为标本，藏家对印章进行过认真比对，也与多位篆刻专家和书画收藏家进行过多方面研究，印章实物与以上二本书中所载图章总体相符。将印章印面与原样大小的印章图识相比对是完全吻合，运用现行金融机构核验印鉴的对角折叠比对法，其印章形状、大小、印文也是完全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12年下半年在武英殿展出馆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钱选名作《秋江待渡图》原作，藏家曾几次带上“舜举印章”和印识到故宫博物院与实物比对，从印章的形态、线条、风格等方面都可清楚地判断出“舜举印章”与画上的印章是相吻合的（图3为《秋江待渡图》的局部实物照）。
在研究钱选印章的过程中，有人提出 “舜举印章”与其作品集中同文印章中少数笔划有差异。本人从钱选同一作品集收录的同文印对比，发现该同文印在不同作品上，也有少数笔划不同（如图3、4、5）。笔者进而研究元代名家书画作品印章，发现其他名家的作品中，同文印章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如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吴镇墨竹集》中印章“淡中有味”（如图6），在不同作品中也有少数线条有差异。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集中，“黄公望印”在不同作品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如图7）。
图6
图7
由此可看出，元代书画作品中印章常常出现差异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一是元代属于我国书画作品的重要转折期，以钱选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家对文人画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将诗书画印四元素展现在绘画作品中，而文人刻制印章及使用石质印章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探索钤盖印章的技巧性，因此用印有“刻六钤四”之说。二是印章钤盖在宣纸或绢上与盖在封泥上的情况完全不同，印章质地和印泥也很重要，石质印章盖水印和蜜印的效果欠佳，因此，自宋代开始，民间发明了以油调朱砂的油印，由于历史局限性，其原材料和制作工艺都较简易，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皇室介入，其质量才有质的提高。由此造成早期书画作品钤盖印章的效果不好，同方印章在不同作品上容易出现差异。三是对石质印章的特性还有一个认知过程，如印面平整度、篆刻中对线条把握、盖印时用力的均匀性、印垫软硬度等方面，都可能使一方印章盖出的印文有差异。钤盖石质印章需要印泥、纸张、技术三者和谐，才能得心应手。 本人用“舜举印章”采用不同方式钤盖，也曾经出现较明显差异（如图8）。
图8
其次，它保存有早期石质印章的痕迹，质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舜举印章”原印包浆浑厚、形态古朴，印文是典型的汉印风格，印面布局浑厚雅静，字形结体古朴端庄，刀法沈雄，气韵肃穆，与宋元时期崇尚汉印的风格相符，凡见过者均认为是古老印章无疑。其印文、印钮及钮背上的刀痕留有早期篆刻工具的特征，与明清篆刻工具改进后的刻痕有明显不同。印章上部狮形印钮造型简洁，生动活泼，顽皮、诙谐而又可爱，修饰雕刻中用刀不多，却刀刀老辣到位，狮身与底座之间有镂空。整个印章简洁中透出大气，如果不是出自大家之手，决不会有如此佳作。印面及四周过渡自然，没有任何为改变印章形状和印面大小的修刻痕迹。藏家请著名篆刻专家石开先生研究黄宾虹自用印和收藏印时，石先生讲到：“与现在电脑仿制印章不同，要用石材仿制一方印章的难度是很大的，仿得完全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研究得知，用石材仿制印章不仅印文难以与原印章的印文相吻合，同时为了使印章的形状和印面大小与原印相符，一般在仿制印章的四周与印面转角处会有较明显的修刻痕迹。此印的包浆和其它特征都表明它是存世时间很久的印章。
第三，从流传经历看，它是稀有的早期著名文人石质印章的代表性实物。藏家曾收藏黄宾虹先生一批写生课稿、画谱资料、自用印和藏印等物件，此方“舜举印章”是其中之一。为了研究需要，藏家曾携黄宾虹部分自用印到西泠印学博物馆请教专家，有关人员研究印章后，盖印文留存，以此为依据，2006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书画名家款识印鉴丛书《黄宾虹常用印款》中，增录了几方其它同类工具书中未收录的印款，并注明其中一方印章的材质为木质印章等内容。后来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多次与藏家联系，将这批印章中大部分在该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卖（图9为拍卖图录的照片），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创国内印章拍卖的新高。
图9
著名印学专家童衍方专为这批印章撰文《只此一回――黄宾虹自用印、藏印》，介绍这批印章，其中讲到：“黄宾虹治印始自髫龄，年方十一就临摹家中《飞鸿堂印谱》及丁敬、邓石如印谱，数年后由浙派而转趋徽派，尤于巴慰祖之法有契，并上溯先秦两汉。其于印学贡献有三：一曰搜集古鉨印，编拓印谱。积数十年藏弆…… 二曰考证鉨印文字…。。。三曰撰着论印文字，有《古印概论》、《周秦印谈》等。”据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赵志钧先生编著《黄宾虹金石篆印丛书》中介绍，黄宾虹先生早年曾用大量精力和财力收藏古印，最多时收藏有二千多方古印，1922年其在上海宝山路家中的一批古印被盗，他非常痛心，一度精神沮丧，足见喜欢和珍视古印。黄先生不仅在古印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还先后编著有多本印谱（因为时局动荡和精力、财力等原因，其藏印仅有很小部分出版，绝大部分未能整理出版），是同时代艺术家中少有的古印收藏和鉴赏大家。1936年，黄宾虹先生受聘承担故宫古书画的鉴定工作，后因卢沟桥事变留住北平，兼任故宫博物院国画研究室的导师，在近十年时间中，他亲手查看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批中国古书画和有关文物，应该有机会拿此方印章与当时故宫所藏钱选画作进行比对和研究。赵志钧编著的《黄宾虹金石篆印丛书》中，在“虹庐笔乘”部分的“《秦汉印统》及康乾藏家之印谱”中，黄宾虹先生写有：“明朱修能简有《菌阁藏印》，及《印经》、《印品》之作。其言印谱自宋宣和始，后有王顺伯……钱舜举、吴思孟……为印谱者数十家”。该书中收录黄宾虹先生关于古印的文章中，有多处谈到钱选与印学的关系，可见黄宾虹先生对钱选在中国印学史上的地位是高度认同的（据笔者所知，黄宾虹先生藏印中钱选的印章仅此一方）。基于对黄宾虹先生的崇敬和其鉴赏古印的高超水平，也因藏家判断“舜举印章”是钱选常用印的原物，故在送拍黄宾虹自用印及藏印时，特意留下此方印章，以供研究。
第四，对我国印章史的考证，证明元代初期存在石质“舜举印章”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早期印章材质有多种，以铜质为主，常见的还有铁、铅、金、银、玉、牙骨等。现在流行的石质印章，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虽偶有发现，由于存世的早期石质印章十分稀少，加之人们对历史资料理解的偏差，国内印学界对于石质印章起源时间存有争议，部分学者考证宋代文人如欧阳修、苏东坡、米芾等人就开始用石质印章，但有少数学者认为是从元代中后期赵孟頫及王冕等人开始以石质材料制印。其实我国在石材上刻字有悠久的历史，秦朝李斯的书法就刻凿在泰山石上，东汉蔡邕著有《嘉平石经》，唐朝大书家李邕曾亲自操刀在石碑上镌刻《李思训传》、《麓山寺碑》等，到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等，都展现出我国在石质材料上刻字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制印是专业印工的工作，使用印章的人一般不制印。何连海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的《中国印章起源何时》一文中写道：“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宋代文人亲自篆刻石质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自宋元开始，石章在文人中成为普遍乐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们不再处在篆刻的门槛之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印农著《中国印》一书中，对湖南境内出土的汉代官私滑石印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同时配有几方印章的图示（见图10）。
图10
到北宋时期，印章的形制和用途逐步向艺术创作贴近，当时的书法绘画艺术有了长足发展，成为重要的艺术门类，导致印章使用范围大大拓展，促进了印章艺术与书画艺术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用名款印和收藏馆号印等，带来了实用性印章向篆刻艺术发展。人们在欣赏书画作品的同时，也欣赏印章艺术。印章功能的转换，促使文人们关注制印艺术，大文豪欧阳修被认为是第一位自篆自刻印章的著名文人，他喜欢收集古印，编著有《集古录》。大书画家米芾在获得宋徽宗赏赐的上好砚台后，创作出得意佳作，觉得原有印章不配，即兴选石刻制了“襄阳米芾”印。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吴清辉所著《中国印学》中还指出，米芾所刻自用印有鉴藏印和书画印款，并强调：“米芾讲究书画用印，自刻自用印，王诜求米芾篆印”。近几年许多印学研究人员发现，以石材作为文人印章材料在宋代有较多记载，许多文人都亲自动手刻印。南宋时期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一书介绍了许多石材，明确指出其中3种用作印材：“辰州石……土人琢为方斛器物与印材，粗佳……；石州石……或雕刻图画印记字样，画极深妙……；浮光石……土人琢为方斛器物及印材。” 而据《福州寿山石志》记载，由于唐代佛教在南方盛行，寿山石就用来作为佛像的材料，宋代寿山石雕风靡社会，当时的儒学家黄干所著《寿山》诗：“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载：“（寿山石）洁净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五花石坑，相距十数里”。清代高兆的《观石录》载：“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都表明宋代已大举开采寿山石，并已广泛用于雕刻。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寿山石开采量更大。以上资料表明，宋代在浙江、福建就有大量的石材用于各类雕刻，随着印章艺术的大发展，自然会有人将石材用作印章材料，石质印章的流行就很自然了。因此，作为宋元时期的大艺术家钱选，其所用“舜举印章”原物以石材刻制是有其时代、文化和物资基础的。
部分人士对石质印章史的认知有一个误会，认为用石材制印是自元代王冕开始，进而认为王冕之前无石印。多年前藏家为考证“舜举印章”的历史，电话中与国内一位知名印学研究人员进行探讨，他先是肯定，后来问印章是什么材质，并以元早期没有石质印章为由，对该印章表示出怀疑之意。其实记载王冕以石材刻制印章的资料源自明代诗人刘绩著《霏雪录》中：“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这里只是讲山农（即王冕）是用花药石刻印第一人，而不是以石材刻印的第一人。吴清辉在《中国印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因此，（王冕）被误认定为创刻石印者，因战国以来皆有石印传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那志良著《鉨印通释》中也指出：“其实，王冕之与石印，只是有提倡之功，王冕提倡之后，继之有明初诸大家附和，于是用石刻印，蔚为风气……赵孟頫已有两方石印，可知至晚在元初已有了石印。《印章集说》：‘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唐武德七年，陕州获石玺一钮，文与传国玺同，不知作者为谁’。玉既可以为印，石自然也可以为印，可能古代石印，不为人所重，所以无传”。
第五，从钱选的经历和性格看，他以石材制印是顺理成章的事。钱选二十多岁赴都城考进士，凭借着在经史和艺术方面的才能很快融入临安（杭州）的士大夫主流圈，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类文人和古籍，使其眼界大开，并显示和发挥出自己的才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俞剑华编著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对钱选的介绍有：“工临仿，尝借人白鹰图，夜临摹装池，翌日以临本归之，主人弗觉……善摹印，有钱氏印谱。”这里明确说明钱选善于模仿制印，并收集编著有印谱，足见其在篆刻印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博学于前人，突破于教条，豪放之性格，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活经历，是他可自由自在地进行艺术创新的原动力，有编著《钱氏印谱》的资料和知识积累，他完全会学习前人，用石材来自制印章。孙向群在《就“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是阶段”和黄惇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大量的宋元文人用印章告诉我们，篆刻家的出现早在宋代就应该存在，而且大量文献资料也显示出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许多文人亲自从事篆刻创作”。吴清辉在《中国印学》中谈到元代印谱时，指出元人已重视集古印原拓谱，所列第一人就是钱选和他的《钱氏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韩天衡编著的《中国印学年表》中，明确将钱选列入其中，并将钱选编辑的《钱氏印谱》列为元朝第一项内容。因此，作为元代初期印学篆刻研究的第一人，钱选自己动手以石为材料、自篆自刻印章是完全可能的，其行为符合钱选的个性特点。
第六，从钱选在艺术上的地位和对当时艺术家的影响来看，他应该是早期文人中自刻印章的实践者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丁建顺所著《古典篆刻的人文意蕴》一书中写道：“北宋石材取代金属材料的趋势成为主流，为后世创造了条件。南宋时期，文人们几乎人人都有印章，创作书画时有题必有印款，文人篆刻已是大势所趋”。并指出赵孟頫的印章多为自己所篆刻，有些印章还有边款，所用印材为青田灯光石。沙孟海在《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一文中曾提出：“经考证，会篆会刻的印学家应该首推北宋米芾，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可定为第二辈，第三辈是元末的王冕，明代的文彭、何震应为第四代”。而据史料记载，赵孟頫（生活年代为1254-1322年）20岁之前一事无成，在其母亲的激励下，同时向钱选学习书画和敖继学习经史，多年发奋努力后，学问大进，终成为一代大家。赵孟頫师承钱选，有记载称其二人“过从甚密”，钱选仅比赵孟頫大15岁，赵孟頫能成为我国篆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应该是在钱选自篆自刻印章和所著《钱氏印谱》的直接影响下，才能在篆刻艺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时钱选是将诗书画印结合于一体的早期艺术家，凭借其对印学的深入研究，承袭宋代文人刻制石质印章是很自然的事。但为什么钱选作为元初编著印谱的第一人，在我国篆刻印学史上受关注的程度不如赵孟頫等人，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钱选不愿应召入元朝为官，并认为赵孟頫等人入元朝做官是缺少文人骨气，不愿与这些趋炎附势之辈交往，其闲云野鹤式的田原生活，缺少大众的关注度；在当时信息传播条件有限的社会环境中，钱选还愤而销毁自己的大量著作和资料，所编著的《钱氏印谱》也失传，导致可供全面了解和研究其艺术成就的资料较少，使后来者对其关注度不够；受到元代主流文人们的排挤，加之元代统治者的刻意淡化等等，都导致人们忽视了钱选在我国篆刻印学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撰写本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抛砖引玉，使国内外印学研究人员更多地关注和研究钱选的印学成果，及其对我国篆刻印学艺术史的重要贡献。
第七、“舜举印章”的印钮是一坐式扭头狮，在研究的过程中， 有学者曾提出兽形扭头印钮在清代才出现。为此我们查阅过有关资料，在已发现的古代印章中，宋代就有兽形扭头印钮，印农所著《中国印》一书中收录的古印图中，就有宋代和明代印章的兽形印钮是扭头形状（见图11、12、13）。
图11宋代象牙印
图12 明代印
图13 明代印
陈根远在《浅谈元代印章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从钮制上讲，与隋唐宋元官印系统几乎千篇一律的‘印把子’撅钮和鼻钮相比，元押钮式的丰富也使人大感耳目一新，在古代印钮谱系中堪称奇葩…。。元押无论何种钮式，包括人物形钮押和动物形钮押，皆有一个可供穿系的小孔，这反映私印从隋唐急剧衰落以来，又一次在民间受到广泛重视和使用”。这说明元代在印钮式样上是有很多创新的，出现扭头印钮是很自然的事。在吴清辉的《中国印学》的印钮简史部分，明确提出宋元时期：“民间私印印钮开始复苏，有造型朴拙生动的亭钮、人钮、鸡钮、古狮钮和精美流丽的玉印螭虎钮传世”。“舜举印章”原印上正是朴拙的狮钮，说明它的印钮是符合其时代风格。
综合以上考证，可以判断石质“舜举印章”是我国宋元时期著名书画家钱选所钟爱的自用印章，是古代名家大师稀有的传世珍品，也是我国早期文人石质印章中难得的实物见证。对“舜举印章”和相关历史资料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篆刻印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彰显宋元时期印章艺术在我国印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陶薄吉 文化学者、长期研究书画创作及鉴赏、中国文博学院近现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用彤书院教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专家团专家。曾在《西泠印社》《收藏》《荣宝斋》《纵横》《金融博览》《中华艺术鉴赏》《光明日报》《太原日报》《经济学动态》《银行与企业》等全国著名刊物上发表诸多论文，文章被新浪网、雅昌艺术网、光明网、《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等转载）
陶璇然 毕业于耶鲁大学，喜爱艺术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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