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的底线 有待确立国际统一标准
10月10日至12日，中国美术学院首届“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召开，本次会议就诸多业内外的疑点、痛点展开讨论。本报上周就与会专家学者对书画文物修复的实践、经验与读者进行分享，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期将呈现文物修复的原则、标准及关乎行业未来发展的讨论。
在本次研讨会最后一日召开了圆桌讨论会，如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王霖在讨论会开场时所预期的，“针对古书画鉴藏与修复在今天的博物馆系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希望把话题通过探讨的方式引向深入”，本次讨论会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话题。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就台北故宫的现状表示，博物院修复保护方面人才急需扩充，而在修复空间、修复设计、检测设计等多方面都需要同步提升。这也是众多文博单位共同面临的状况，因而未来是否有可能整合不同的文物典藏单位进行相互的技术支援、共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
文物修复旨在修复破损，恢复其原貌。而书画文物的“原貌”是什么？是其千百年前刚刚完成时崭新的样子还是300年前或100年前的样子？修复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这些问题就涉及到修复的原则，亲身参与修复工作的修复师们对此最有发言权。而不同的博物馆和机构对于修复的“程度”又有着不同的标准和体系，这也影响了修复前期所制定的方案。因此，修复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也成为了此次会议的核心问题。来自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首席管理员帕·努塔斯认为，“国际上需要对文物修复有统一的基本标准。我们需要知道文物修复的底线在哪里。而保守的机构中老一代的修复保护理念可能同新生代有思想上的冲突，这能促进相互的影响和共同进步”。但是，标准的制定并非易事，需要结合多方来综合考量。来自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陆聆恩表示，在修复期间，研究员和修复人员需要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来共同商量决策，“但是我们要跳出自己的框架，想得更远一点，有些修复不仅考量到如何忠实于历史的轨迹问题，还要考虑诸如观众或者是伦理道德的问题。”陆聆恩认为，修复标准的制定是全面、综合性的工作，要把科学研究、艺术史等结合在一起，来决定如何处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汪涛介绍了其所在馆所做的投入，比如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做的系统目录，以及成立科学研究小组来支持文物修复的考察工作等等。
所以，可以看到新型的修复工作是需要结合基本修复技术、保护技术、艺术史研究、材料研究等诸多方面人才共同合作支持的结果，这就涉及到如何去选择和培养合适的人才的问题，而“人才”也是本次圆桌会议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培养相关人才方面，与会专家们也是各抒己见，曾就职于上海博物馆的资深修复师诸品芳作为书画修复方面的老前辈，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接班人。对于培养一名优秀的修复师，诸品芳有其独到的理解，她认为不仅要在理论知识方面下功夫，还需要在长年的实践中学真知，打好修复技术的基础。“这个领域很复杂，书画文物千百年流传下来是我们的国宝，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了无法补救。” 诸品芳对古书画文物充满情感，修复师的能力高低同能否恢复古画原貌、体现意境有直接的联系。大英博物馆绘画艺术修复部总监乔安娜·科谢克给出了鉴赏与修复课程的设置建议。她认为课程应该包括艺术史、艺术策展、艺术管理和收藏保护等。学生不仅要知道如何去修复和运用正确的材料，而且还需要学会如何和公众进行交流，包括艺术方面的知识，以及预防保护艺术品出问题方面的知识。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黄骏，就文物修复保护人才培养与教育方面提出：“希望学院在修复保护方面与社会嫁接，实现共赢。修复与保护必须要依托于社会博物馆来设计我们的课程。”黄骏表示，中国美术教育虽已有长足发展但较发达国家仍然滞后，相应的课程和学科建设更需要积极地和社会合作来逐渐完善。
手艺需要传承，技术仍在革新。本次鉴藏与修复研讨会在学院背景下召开，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将文博机构、社会资源与学院教育资源对接，以期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形成良性沟通桥梁，为文物的修复、保护、研究、鉴藏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前行的无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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