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洲：漆彩流光的文化记忆——传统漆器髹饰文化初识（图）

中国是漆树原生地、大漆的故乡，也是大漆髹饰工艺的发祥地。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漆器，曾经遍布先民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其千文万华的瑰丽，与丝绸、瓷器一样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国粹，名闻天下。漆艺，更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胶着融会，不但在中国的音乐、建筑、文学、宗教、绘画等领域留下了文明的记忆，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大红大黑的髹饰，引领中国审美趋向数千年，绵亘至今。深植于远古历史文脉的大漆文化，值得今人温习、承续。

漆道——文化集成

大漆，是漆树树皮中分泌的汁液，又名生漆、土漆、国漆，有“漆中之王”的美誉。中国漆树产量大、质量佳，在远古时期便已认识大漆、使用大漆，并用大漆制作器物。目前中国发现的现存年代最久的漆器，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滴漆入土，千年不坏”。大漆具有黏着性、呈色性、防水性、防腐性、耐高温等特性，“白如雪，红如血，黑如铁”，愈用愈亮，千年不朽。新石器时期，伴随着彩陶文化的辉煌，我国先民逐渐认识到大漆的性能，并智慧地将其应用于中华造物文明。《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后人从中既可以看到漆器代替陶器成为食器，后转化为祭器的演进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漆器在当时的奢华与珍贵。

步入青铜时代的商周，漆器的发展也格外辉煌。随着手工业和木艺的发展，商代的漆器制造业已初具规模。周代手工业迅速发展，各地争相种植漆树，并设有“漆园吏”一职。春秋战国时期，漆器成为帝王生活的必备物品，楚人尤其擅漆艺。至汉代，漆器在相当程度上已替代了青铜器。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800年间，青铜器衰落、瓷器尚未成熟，漆器开启辉煌。隋唐时期，漆艺多元化，宋朝则呈现繁复精美和朴素典雅两种风格并存的态势，雕漆盛行，至元代达到顶峰，漆艺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明朝官办和民营漆器手工艺高度发展，髹漆工艺发展至14类之多、近400个品种，漆艺呈现“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的繁荣局面。清朝髹饰技艺在明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常集多种工艺于一器。中国的生活器具、文房用具、家具、车乘、建筑、礼器、乐器、兵器乃至丧葬用品等，都留下了一抹或温暖或凝重的色彩。

红与黑的色彩搭配，让大漆从使用之初便体现出一种具有东方气息的哲学精神和道的力量，大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审美、中国人的生活，也便有了不解之缘。漆园里不仅有漆工巧匠，亦有哲人巨擘;漆艺中不仅有生活，更有沉甸甸的文化。无论是周代礼制中有关色彩的规定，还是秦代用色尚黑的习俗;无论是流芳百世的夹纻佛像艺术，还是工艺繁复的雕漆;无论是曾担任漆园吏的庄周，还是姓氏来源与大漆相关的儒士漆雕开;无论是“买椟还珠”的不当、“举案齐眉”的互敬，还是“如胶似漆”的甜蜜、“曲水流觞”的优雅……都与大漆有着不可割裂的文化历史渊源。几千年来，漆艺以其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各个方面，连缀起无数与中国诗、书、画、乐、酒、茶等历史文化有关的片段，无论是繁荣还是式微，髹饰文化始终与澄怀观道的艺文精神一脉相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美学相依相伴。

漆艺——髹饰相融

漆器是古代器具中的佼佼者，历代漆工的恒心和智慧凝结其中，在胎体、器型、纹饰、雕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并随时代变化发展出20余类髹饰技艺。

雕漆是漆艺中最为繁复、造价最高的工艺，有制胎、烧蓝、作底、着漆、雕刻、磨光等十几道工序，也是最能以单纯的大漆传达美感的技艺。它始于唐、兴盛于宋元明清，以刀代笔，突破了汉代至唐代单髹平涂一统天下的格局，将漆艺带入美学新境界，并逐渐独立成一门技艺体系。剔红、剔黄、剔绿、剔犀、剔黑、剔彩等，在平雕、深浮雕、浅浮雕、镂雕等技法的搭配中，在对称式、放射式、向心式、回旋式、多层式和重叠式等纹样的综合运用中，呈现出立体、生动、饱满的层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镶嵌也是漆器中的一大工艺，其中螺钿和百宝嵌最为复杂和昂贵。螺钿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至清初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蚌壳的珠光镶嵌于黑色的漆底上，产生奇幻、绚丽的艺术效果。百宝嵌主要盛于清乾隆年间，以螺钿、象牙、翡翠、宝石、珍珠、玛瑙、珊瑚、蜜蜡、砗磲、沉香等珍贵材料以及椰子壳等镶嵌组成纹饰，华丽富贵之极。

单一漆色与五彩斑斓曾交替主导漆器的审美趋向。描金和彩绘两种传统工艺，赋予漆器五彩斑斓的色彩：前者让金银在黑红为主的色彩间愈发光彩夺目，后者在黑漆之上加绘赭、红、黄、灰、蓝、白等色，图案色彩更加瑰丽。雕填、款彩和戗金也是三种常用的工艺。雕填是在特制的坯件上以刀代笔勾勒出图案的轮廓槽线，戗以金粉。款彩是在漆地上刻花纹再填色。戗金是在漆器表面阴刻出花纹，再在阴纹内打金胶、上金粉。漆器从而有了金碧辉煌、五彩斑斓的效果。单色沉静与多姿多彩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国漆器艺术长河中斑斓又清晰的脉络。

色彩与雕饰之外，器型也是漆器美的重要标志。漆器胎骨至战国时期已相当完备，木胎之外，还有竹胎、丝麻、皮胎、夹纻胎、陶胎、金属胎等10多种胎骨。六朝以来，佛教传入，夹纻技艺逐渐成熟。“夹纻”就是以麻布与大漆层层相叠，待所塑器形干固，再将泥胎挖出，形成内心中空的造型，可以说是最早的翻模技术，塑像、佛像多用此法。

髹饰颜色的选择、搭配及创新变化与技术、工艺和材料有关，更与时代审美趣味、体验和感受相联。通过刻、划、镂、雕、印、贴、堆塑、彩绘等技法，漆器越来越丰富，技艺体系越来越完备。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的髹饰技艺得到研究和发展，漆画等现代漆艺的开拓为大漆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如今，雕漆、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成都漆艺、厦门漆线雕技艺、金漆镶嵌髹饰技艺、彝族漆器髹饰技艺等已分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髹饰技艺的保护、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

漆境——技道合一

漆器常物勒工名。汉代设有官营作坊，漆官留有名款。元代以后，私营和民间作坊繁盛，漆工名匠也得以留名。福建的魏兰如、王孟明、沈绍安，浙江的张成、杨茂、黄成、杨清仲、夏漆工、周翥、江千里、卢映之等，或继轨前人，或独创新技，将漆艺一点点推向极致。

名工巧匠辈出，记载漆工技艺的专著——明代黄成著、杨明注的《髹饰录》也流传甚广，后经朱启钤、大村西崖、阚铎、王世襄等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历经磨难方得以行世至今，向后人昭示着在大漆与造化、心源与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大漆之境。

大漆之境是深具文化内蕴的美学之境。漆器重视质地之美，一遍又一遍的髹漆中，漆底变得越来越莹润，色彩变得越来越亮泽;一遍又一遍的刻凿中，纹饰变得越来越丰满，造型变得越来越有厚度。虽然工艺繁复，漆工们追求的却是得心应手的挥洒，进入禅境的淡定。正是在这种美学哲思中，漆器由实用走向艺术，器型和纹饰，由简约到繁复、由抽象的神秘到现实的温润，甚至到高贵的华丽，超越形式而拥有了灵性——漆的秉性、语言超越物性，技和道浑然一体，体现着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主导下随时代而变的审美，体现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传递着中国历史的温度，承续着中国文化的质感。

虽然大漆是上苍对人类的馈赠，虽然大漆文化像东方人的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但不得不承认，传统漆艺及至近代，已经逐渐疏落为边缘文化。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冲击，漆艺虽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大漆“百里千刀一斤漆”的特性和髹饰繁复的工序，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仍然面临人才断层、技艺失传的危机。现代漆艺虽然不断得到拓展，传统髹饰工艺却早已远离了生活;大多数手工艺人虽然还在坚持使用大漆，但许多漆器的器型设计、雕饰和用色，常常让人感到缺少意境，大漆也便难以在艺人的手中绽放出如牡丹怒放时的大气、雍容和华贵。

今天，在提倡生态文明的中国，对大漆的环保性、髹饰技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质，应该有更加广泛的了解，对于大漆和髹饰技艺所能够肩负的文化、艺术、哲学、生态等方面的多重担当，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知。期待漆艺追远履新，面向生活和实用，重塑大漆艺术生态观，建立起整体、可持续的漆艺文化生态链，重获时代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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