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偏爱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图）
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战争》组画）
20世纪以来，现代西洋版画开始进入中国。尤其是因为一代文豪鲁迅的大力推介，木刻(版画)受到了一大批青年艺术家的热爱。1931年，鲁迅等人在上海开办“木刻讲习所”，介绍并出版了包括丢勒、珂勒惠支、麦绥莱勒、蕗谷虹儿、比亚兹莱，以及一些苏俄版画家等在内的西方版画艺术，为青年版画艺术家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样本。其中，凯绥·珂勒惠支—这个名字，始终屹立在中国新兴版画的开端。对于中国版画家而言，她就是版画界的拉斐尔和伦勃朗，是凡·高和毕加索。
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爱是珂勒惠支的版画的基本主题，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然而，用锋利的刻刀和黑白两色来表达爱的主题，这却是一桩艰难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况且，珂勒惠支刻刀下的线条常常是那样的直接、明快和犀利。一般来看，爱总是柔和的和绚烂多姿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爱更容易被理解为甜腻和花哨的乐趣。然而，珂勒惠支艺术中的爱的主题是那样的浓厚和惊心动魄。
对于珂勒惠支来说，她的爱却总是与苦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很显然，这与她所处的那个充满贫困、饥饿、战乱和死亡的时代有关，不仅如此，也与她的个人际遇有关。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战争期间的困苦和混乱，而且，她那很年轻的大儿子就战死在战场上。
当然，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艺术，但伟大的艺术常常跟这些人类苦难相关。苦难造就了珂勒惠支的艺术，富于它们震撼人心的表达力。如在《面包！》一幅中，几个饥饿的孩子，目光中充满了恳求和渴望，而一无所有的母亲却只能背向孩子们，她那高耸的肩背，僵硬而又扭曲，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痛苦。鲁迅在论到珂勒惠支的版画时，写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另一方面，珂勒惠支又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宣示。在她的作品中，苦难被赋予特别的精神深度。在她作品中，生命的痛苦被引向了深刻的爱，成为苦难救赎的寓言。而其通向爱的途径，则是牺牲。有一幅就直接命名为《牺牲》(《战争》组画)。一个身体有些衰颓但仍坚韧的母亲，伸出瘦削的双臂，托护着一个柔弱的婴儿，仿佛是从母亲的肢体里生长出来的一部分。在大面积的黑白色块的比较中，强与弱、柔软与坚硬、奉献与不忍、爱与牺牲，诸般对立的状态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显示出人的精神世界剧烈震荡的情感冲突和悲悯的宗教情怀。
凯绥·珂勒惠支进入中国艺术家的视野，算是恰逢其时。1930年代，当鲁迅将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进来时，正是民族经历巨大灾难的前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艺术家的命运与生死存亡和国族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新兴木刻在工具和传播手段方面的优势立即显示出来了。复制性和形制规格较小，这本是木刻艺术的局限所在，但在战争年代，这恰恰成了一种传播上的优势。油画、国画、宣传画等艺术形式虽也可以用于抗战宣传，但单幅绘画传播面有限，印刷传播虽可大量复制，但需要印刷所专门制版印刷，周期长。一把刀，一块板，一瓶墨，几张纸，这些就可以构成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木刻艺术不仅成本低，而且传播迅捷。
木刻的表现力也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珂勒惠支的那种表现苦难和力量的刀法，很容易引起中国艺术家的共鸣。在战争状态下，公众更需要的是对意志的激发和鼓励，对于力量的赞美，政治和道德立场也相对简单和明晰。
追求“力感”和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的美学，是在特别环境中珂勒惠支对中国版画家最重要的启示。但这种启示却是片面的。许多人能够有效地习得珂勒惠支式的充满“力感”的刀法和黑白分明的价值立场，但始终无法传承珂勒惠支的那种(尤其是在铜版画和石版画上表现得较为充分的)细腻、柔软的母性，哀伤、忧郁的情怀和深邃、广博而又无私的悲悯与慈爱。久而久之，就难免陷于情感和艺术上的双重粗糙和简陋。
现在，珂勒惠支再一次来到中国。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我们应该有机会重新打量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领受来自她的艺术世界的更为丰盛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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