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不能怕蛙同鸭讲
对公共艺术作品的美丑观点各异，有的人觉得丑，有的人觉得萌，都正常，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对此要有心理预判。
自从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大黄鸭来中国一游，各地的“山寨鸭”纷纷浮出水面，鸭火了，其他动物不服气，这不，蟾也跳出来了，北京玉渊潭公园湖面上出现了一只22米高的充气大金蟾，引来游客的瞩目和网络上的纷纷议论。
能引起争议，或许就算是这件公共艺术作品真正发挥了作用吧，可以让大家带着各自的审美眼光去看一件艺术作品，探讨公共艺术创意、制作、出台、传播的可能边界。
这件作品创意雷同？这种放大的手法虽然在设计界、艺术界早有案例，但的确，是霍夫曼的大版大黄鸭进入中国引起围观，才让国内创意人士、出资机构对此类作品的效果有了全新认识，引起一股模仿乃至抄袭的风潮。
可以猜测大金蟾在创意上有模仿霍夫曼之处，但比那些直接山寨鸭子造型的作品要好得多，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步，从“山寨”到“模仿性创新”再到“原创性创造”，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这件作品造型雷人？虽然网上似乎不少嘲讽的声音，对此我觉得各方面都要看得开：首先，到玉渊潭公园看金蟾的观众和在网上发声的观众重合度很小，后者有显著的“猎奇”、“从众”的跟风发言模式：根据图片做出即时判断，受到主要发言的引领，微博转发顺便调侃，他们的嘲讽可参考，但不能当过硬的“反对证据”；其次，对公共艺术作品的美丑观点各异，有的人觉得丑，有的人觉得萌，都正常，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对此要有心理预判，不必过分在意，否则怕议论的话，那什么作品都不敢摆在台面上了。
既然怎么干都成，那“我们”——公共艺术所关联的政府部门、赞助机构、艺术专业人士乃至关心的公众——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出品”优秀的公共艺术？我个人有两点小意见供参考：
一是在一定限度内根据当代文化来创作，比如这件金蟾的设计者——宁波工艺美术大师郭永尧表示，它参照的是古代关于蟾蜍的传说和浙江上林湖越窑出土的三脚蟾，我觉得这参考点稍微有点远，若参照北京附近的窑址来创作是否更好？当然，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形象、情景已经全球化，就像大黄鸭也能在全球很多城市巡游一样，不顾实际全然强调本地渊源未必就好，还要看具体项目的环境和诉求。
二是对民间出资的、个别区域的公共艺术创作可以充分放权，政府不用管制那么严，而应该多支持，新潮、老派、中庸都可；而对公共财政投资的、大型的、人流较多地方的公共艺术作品则要更慎重，要总结经验，综合本地群众感受、游客意见、舆论反响、专业意见来做投资效益(主要指与城市、区域的形象契合度、提升度等综合效益)的评估，并据此更好地设计规划后续其他公共艺术作品的征选、创意和出台。
落成的时候最好还能做个小仪式什么的，让艺术家发言致辞，邀当地人士品赏，增加大家对作品的荣誉感，而不是某个拐角后突然遇见大圆球、大鼎什么的，大型公共作品这样偷偷摸摸现身，不够郑重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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