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松：我不是艺术的教徒
在艺术圈儿，有那么几位靠玩儿火玩儿出花样来的，薛松就是其中的一位。薛松的创作过程非常枯燥，把画册撕开用火烧，烧成的碎片变成了他作品的语言和素材，然后根据构思粘在画布上。
不停地烧，不停地粘，一段长时间的重复劳动以后，出了一身汗，就觉得开心了。这样枯燥无味的创作，也许只有像薛松这么寡言少语的人才能应付得来。
最早父亲要我学音乐
小编：你怎么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的，比如说这条道路什么最吸引你。
薛松：我父亲是一个音乐老师，最早是想让我学音乐。小孩的时候，学了很多乐器，但挨了几次打也没有学成。因为刚开始基础是很乏味的，最多的一个乐器学了三星期，就烦了。
我觉得还是画画开心。那时候我家住在中学的院子里，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团体，一群比我大几岁的哥哥们经常聚在一起画画，跟着他们玩觉得特开心。
那个时候正是开始恢复高考的期间，开始上初中了，父亲就不愿意我学画画，觉得这个没啥出路，那时候的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那时候我已经迷上了，不想上别的课就只想画画。后来父母也拧不过我，打也没用。
我家是小地方的，没钱花，也没有什么好的老师，连石膏像都是一个紧缺资源。如果谁有几张素面照片或者石膏像都会觉得他很牛，还得拍他马屁。
后来能考上省里的学校已经感觉很幸运了，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就拗着一根筋得，也比较勤奋。
管理员帮我溜进教师阅览室
小编：你接受的是怎样的艺术教育？
薛松：我从小很喜欢上海，除了小城市对大城市的向往外，主要是当时喜欢看《三毛流浪记》，感觉上海是太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觉得想做个流浪汉，像三毛一样流浪都很开心。
最早在上戏的时候，接触的也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但上海的学校好就好在开放的早，然后就开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那时候学校每年有几万美金进口外国的图书，这一下兴奋了。我才发现还有这么多的形式，还有这么多的内容，就打开了很多的思路。而且上戏的老师都是希望你自己发展，不像差的老师那样要求跟我学。
当时我很爱逛图书馆，那时候还分教师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当时有一个快退休的一个姓蒋的管理员，如果教师阅览室人少，就悄悄跟我说，快进去看看，我现在很感谢他。
坚持在城市的地下室
小编：那等你毕业了真正开始以画画为生的时候，顺畅吗？
薛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期，当代艺术圈只有很少的人，在城市能坚持的没几个。一个小圈子就像抱团取暖一样，互相做点感兴趣的事。那个时候展馆就很少，一个小团体自己找个地下室或者什么谁有关系拿一个小房间，就做这样的展览。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差不多开始有一些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会开始买点作品，那时候也便宜，都是几百美金就买一张非常好的画。我算幸运的，能在最早的展出中偶尔卖掉一张画，一张一千美金。
画画很开心 因为那是自由的
小编：你的作品中的图像符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薛松：我一开始创作，发现遇到的都是有压力的，西方的当代艺术，中国的传统水墨，做的已经很极致很完美。我觉得这个太难超越了，即使能活200岁，我也觉得我也干不了他们那个。
然后就会有疑惑，我是谁，我的工作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主要是这方面的压力。所以我就经过焚烧这样的行为，把那些精美的画册烧成灰，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方法重新组合，变成一件新的作品。
焚烧这些画册的过程是机械重复的，有时候会连续工作7、8个小时都忘了吃饭也有的。这个过程别人看的很累的，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在生活任何地方，你不可能是自由的，只有在这工作室里面在画布面前，你是绝对自由的。整个过程做完之后，出一身汗，也释放了自己，解放了自己。
小编：你的创作语言一直没有改变，以后还会延续吗？
薛松：对，这是我很熟悉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还有很多针对的东西没有做完，还会继续去完善它，把它做得极致。
我不是艺术的教徒
小编：你愿意让自己作品更严肃一点？还是更流行一点？
薛松：挺矛盾的，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我的作品严肃的特严肃，通俗的太通俗。两个极端，我自己也没有有意的，我觉得好玩就做了。
我肯定不是那种把艺术当成宗教的艺术家，更喜欢游戏的态度。我觉得对艺术的态度有三种，有的是当宗教一样的，有一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为各种服务的实用主义者。还有一种游戏的态度，就是像玩一样的，没有其他的想法是最开心的。如果在游戏态度中间穿插实用功能，就更有意思了。
小编：你在意别人的评价吗？
薛松：在工作状态的时候基本上没考虑别人的事。就像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儿的，生完你还是希望人家说好漂亮、很可爱或者怎么样，当然别人骂你也会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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