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平：木性与人性（图）
王克平和他的木雕作品。
王克平，一提到这个名字，一系列历史词语立即会窜出来：星星画会、游行、口号、标语、传单、西单民主墙、改革开放……，但一看到他展览中的作品，所有的历史思绪又立刻安静了下来。
以艺术家本人命名的展览“王克平”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早的雕刻家之一，王克平几乎将全部的创作精力投注于他所选择的媒介：树木，此次展览算得一次35年艺术生涯回顾，展出了超过50件王克平木雕作品，按照主题分为：女人、人物、鸟、仁，和“性品”。
王克平作品的主题与他出生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却又疏离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左翼青年作家，抗日，入党，后来去了延安，然后，一辈子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自己，母亲是话剧演员。1949年1月，解放军正准备攻克北平，次子出生，取名“克平”。不久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王克平随父母在天津长大，上山下乡去东北，当兵去云南，演话剧，复员到河北，当工人，考大学到北京，搞编剧，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学美术。
“王克平”展览现场。
1979年，王克平对马蒂斯(HenriMatisse)、毕加索(PabloPicasso)一概不知，但一上手就搞起了现代雕塑，被当时一心想办展览的艺术家黄锐认识了，拉着一起组了星星画会，办了星星美展。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的时候，星星美展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最早把个人化的、有意反叛官方文艺政策的创作拿到公共空间去展示的行动之一，与伤痕美术、乡土美术潮流，形式美、抽象美讨论，形成一场合力，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源头。
但“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其引发的事件。当1979年在美术馆旁边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被查封后，艺术家们走到街头，游行抗议，而游行的影响力则又更多地来自其标语“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换句话说，“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政治诉求上。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官方开明人士的支持，游行过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就举办了他们的展览。但由官方保守派推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很快就开始了。
“王克平”展览现场。
和很多星星画会的“战友”一样，当时王克平的艺术主题经常是“控诉”。他最早的木雕是一个拉长变形的举着红宝书的人，叫做《万万岁》；而他最受关注的作品叫做《偶像》，是一个有着毛式面孔但表情呆滞的木雕头像。在艺术上，“星星”的口号是，"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但根据艺术评论家栗宪庭1980年编写、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关于"星星"美展》一文，王克平认为，“我们更强调前者，我们不能像明清一些文人墨客，在社会斗争复杂的时候躲起来，搞纯艺术的东西。”对珂勒惠支的强调说明了他们是在延续革命时期的左翼美术传统，但这个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社会批判性，二是艺术语言的个性与自觉。当时，王克平的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关于"星星"美展》一文中有一段王克平自述：“我搞木雕，纯粹是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感情，‘文革’初期我也是红卫兵，那种造反的热情，全被阴谋家利用了，因此，我对林彪、‘四人帮’恨透了，总想发泄出来。”
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他荒诞木雕的创作源头。他如此解释《万万岁》，“当时只是找到一小块长方木头，想刻一个狂热崇拜中高举语录喊口号的形象，后来手和胳膊都不能按正常结构处理，但正是由于木头本身的启发，反而使我想到让他脑袋上长出胳膊来，虽’荒诞’，但我觉得更示’高举’。”
名为《沉默》的另一座木雕也是王克平的代表作品，但是并未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沉默》是根据木头构思的，起先他找到一块树疤，就像一个嘴，想雕成写实作品，但是，“突然间，我感到树疤就像一张被木塞塞住的嘴。刻眼时，一边刻了一只闭着的眼，但觉得这样不能表达我的思想，主观闭着眼，给人感觉不敢睁开。后来我想蒙住，’四人帮’就是想要蒙住中国人民的眼睛，闭关自守。怎么蒙法，有纱布，和木头不协调，这时想到自然和雕琢的对比，就在眼的位置刻了一些×的线，像贴的封条。”
现在来看，在这一段当时的自我表述中，对文革及“四人帮”的控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人注意的反而是王克平对艺术方法的描述，尤其是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木头本身”。
脱离政治语态，对“木头本身”，或者说，对木头之物性的尊重、顺应及挖掘，正是王克平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中最值得讨论的内容。他对木头的选择非常多样，有橡木、杨木、柞木、椴木、枫木、梣木、紫杉木、合欢木、悬铃木等几乎所有的木料，而每一种木料的质感、纹理特性都被最大的保留、呈现出来，他通常把木料放置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等待木料的形状与裂纹稳定下来。他对这些木料的造型处理中，也处处顺应每一块木头的自然属性，木块的外形与内部走势，表面的疤与瘤，经常能给予他造型及视觉语言上的启示。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历史风云变换在王克平的作品中早就消逝了，现在的王克平几乎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木匠”。
对“木性”的遵从，也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尊重。从本质上说，王克平木雕的主题都是人性，包括人的身体、爱欲、情感，以及人性投射出自然性灵意象。拉回到“星星”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就像邓丽君的歌——反而比对“文革”的控诉具有更大的政治能量，因为人性论打破了一贯的阶级论。人性论的复活是那个时代最根本的话语转型，相比那种对“四人帮”的合法抨击，这才是真正的反叛。
人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过度事件化的“星星”，其最深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一场游行、几句口号，而在于他们的创作与随后的乡土美术潮流、形式与抽象讨论中所共同的东西，即各个层面上的人性复归。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人性又总是通过他们与客体的关系而显现出来，正如王克平和他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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