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研究新成果：政治神话的式微（图）
读到此处，令人心潮澎湃，难以抑制。毕竟，我们最钟爱的长盛不衰的奇闻轶事的所有元素这个故事都囊括了：质朴的斗士离乡背井，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期盼发出声音，堕落邪恶的独裁者强迫反抗力量噤声。故事的镜头也同样可以浓缩荷马与海明威的一生。这个故事几乎足以使我们忘掉谈论的是位“画家”。
然而，历史的需求常常卷土重来。这就是赫诺维瓦·图塞尔·加西亚(GenovevaTusellGarcia)所做研究的性质，其成果今年早些时候刊于《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 ton Magazine)。加西亚引用了佛朗哥政府内部的往来信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声明。尽管佛朗哥政权对毕加索的主流态度是敌视，但其某些成员也逐渐看到利用毕加索的声誉，分享他的成就有好处。1957年，他们与毕加索有过接洽，讨论了其作品回归西班牙收藏品名单的可能性，连举办回顾展都谈到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毕加索参与了这些会谈，而且还暂时同意了他们开出的条件。“我希望佛朗哥比我长寿”，他说，然后“半是固执，半是悲伤地”提到他的政治姿态是个义务。
佛朗哥政权的代表完全明白，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施，毕加索的“义务”的结果会如何。他们提供的前景无异于“扼杀毕加索的政治神话”。如果不是谈判内容遭泄和法国媒体冒失的应景之作——错误地声称《格尔尼卡》作品本身将去西班牙巡展——他们也许就成功了。
加西亚的证据就如何书写历史引发了严肃的问题——并非你能想到的所有类型。这并非要求我们怀疑毕加索的核心信仰、他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或者《格尔尼卡》等画作的真实性。实际上，这些揭发行为最急切处理的，正是怀疑上述信仰、仇恨、真实性的冲动。我们对知名人物的看法如此脆弱，正凸显了当初塑造“毕加索的政治神话”的渴望：让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复杂政治人物——臣服于政党路线的渴望。
请允许我进行解释。后贝当(Pétain)时期，法国塑造英雄人物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对英雄人物的渴望已无法满足。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法共正忙于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打算以抵抗运动(laRésistance)和解放运动(laLibération)中人们身边出现的容易激发强烈情感的形象，取代人们对苏联屈服于纳粹分子的记忆。为此，争取到毕加索是一大成功之举。但是，与许多同志不一样，毕加索难以迎合接下来几年内来自莫斯科的束缚。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ism)——制订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观念的政策——非毕加索所长。
法共仍想利用他的名声，于是实施了巧妙的“分两步走”计划。法共盗用并公开支持的是公众对毕加索的认识——他的所谓“自由”审美观以及对“和平”的信奉，而非形成这些观念的画作。如约翰·伯格(JohnBerger)[7]所评，法共“将其人其作做了区分……因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并且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才成为特例”。这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教条上的疏漏进一步印证了战后共产主义的务实态度。它本会成为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不是毕加索的作品后来被认为与他的政见无关，而他的政见则取决于他的法共身份以及与其高产的宣传机器的密切联系。
这个谬见超越了它原来的语境，并扭曲了我们的判断力。这一谬见被一群学者反复循环利用，他们希望从自己认为令人不快的政治语境中剥离毕加索的艺术；谬见还摧毁了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Liverpool)2010年于《毕加索：和平与自由》画展中采取的反向路径。那届画展试图消弭“使其人其作分离”的鸿沟——但是通过使其作品符合“神话”做到了这一点！画展毫不怀疑法共将毕加索描绘成一个可信的冷战勇士的企图，似是而非地把党派目的，安在他晚期以影射全球事件和人道主义事业为表现形式的作品头上。毕加索对它们的个人参与通过他收到——但大多甚至懒得回复——的信件被“证实”了。
留给我们的，是一组关于毕加索的揣测：他在法共手下费力地重演自己的表现手法。极少的细微差别经得住对神话前后一致的渴望的冲击。但是当细微差别回来——足够讽刺的是——并且带着支持方阵时，其冲击会更具毁灭性。
加西亚证据的揭露性部分，表明我们对毕加索的艺术和生活的概括局限性有多大。前者暴露出一种对党派政治严重游移不定的态度。后者非常复杂，程度远非隶属关系这一微不足道的事实所能提供。两者都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正因如此，它们值得进一步关注。在我们不靠谱的陈腔滥调至少反映一种能够顾及异议、异端、私利的描述之前，我们所有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
【毕加索研究新成果：政治神话的式微（图）】相关文章：
- 上一篇：刘小东谈利森画廊个展（图）
- 下一篇：曾梵志成中国最贵当代艺术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