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7月4日起展王羲之《大道帖》

传晋王羲之《大道帖》卷（局部）

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也自然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

澎湃新闻获悉，今天（7月4日）起，“笔墨见真章——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导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展出，展览时间跨度从汉至民国，呈现历代名家墨迹包括汉《曹全碑》墨拓本轴、传晋王羲之《大道帖》卷、传元赵孟頫《书急就章》册、明董其昌《临十七帖》卷、明汤焕《游西山诗》册等，从历代书法发展的历程出发，揭示其间的历史脉络。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参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汉《曹全碑》墨拓本轴

此次展出历代名家墨迹包括汉《曹全碑》墨拓本轴、传晋王羲之《大道帖》卷、传元赵孟頫《书急就章》册、明董其昌《临十七帖》卷、明汤焕《游西山诗》册等。其中汉《曹全碑》墨拓本全称〈郃阳令曹全碑〉，篆额佚失不存。曹全，甘肃敦煌人，侍亲至孝，任郃阳令时恩泽广被，同僚颂扬高德，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记其功绩于碑石之上。此碑于明代万历年间出土。碑文结体匀整，笔势流畅，逸致翩翩，优雅不失朝气，遒古秀丽兼备，于沉潜中兼具流畅感，充分显现成熟的书写技法，是汉代隶书代表。

汉《曹全碑》墨拓本轴（局部）

传晋王羲之《大道帖》行草书两行：“大道久不下，岂先未然耶。”拖尾有赵孟頫（1254-1322）至元丁亥年（1287）跋：“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此帖笔画腴润圆柔，第一行“大”字到“下”字，连笔而书，最后一字“耶”的末笔拉长，收笔加粗，成弯弧状。由于王羲之（303-361）没有这类书法风格的作品传世，故多数论者认为可能是米芾（1052-1108）的临仿之作。

传晋王羲之《大道帖》卷（局部）

传元赵孟頫《书急就章》册旧题为《元赵孟頫书急就章》，有学者指出应为俞和（1307-1382）晚年所书，然细观册后的题跋，应是俞和临本。俞和，字子中，号紫芝生，寓居杭州。据传少时得赵氏亲授，书风相似，人莫能辨。汉晋章草于此作中，从古朴化为婉媚，长横及捺笔处用波磔，短横顿收，俞氏则于独点处用磔法，短横处提笔出锋出之，笔姿变化灵活多端。

传元赵孟頫《书急就章》册

明代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江苏华亭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善书画，富收藏，尤精鉴赏。《临十七帖》本卷未署年款，研究者指出应为《余清斋法帖》汇刻《十七帖》的临本，时间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后，可据以理解明代末期《十七帖》流行的时代背景，以及董氏临古与考据并重的书学态度。

明董其昌《临十七帖》卷（局部）

明代董其昌《临十七帖》卷（局部）

明代汤焕《游西山诗》书写《秋日宿西山卧佛寺》、《游香山寺》自作诗两首，书法受元代“杂体书”影响，混杂楷、行、草和章草四体，唯笔法更加自由奔放，独树一帜。汤焕（生卒年不详），字尧文，号邻初。浙江杭县人，隆庆四年（1570）举人。善书法、精篆刻，高士奇（1644-1703）谓其“以书法称于时，盖从晋人蹊径而入者。”

明汤焕《游西山诗》（局部）

台北故宫7月4日起展王羲之《大道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