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而恢弘的艺术旅程
蒙民游牧图（国画） 85.5×222.5厘米 1944年 关山月
这是一段细腻而恢弘的艺术故事。
1945年1月13日，关山月在重庆举办“西北纪游画展”，展出西北写生以及临摹敦煌壁画作品100多幅。郭沫若为《塞外驼铃》和《蒙民牧居》两幅作品题诗作跋。是年8月，关山月在成都举办“西南、西北写生和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于右任为《鞭马图》题词：“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护。”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的纪游画展是关山月西行写生的阶段性总结，而后于1948年8月8日出版的《关山月纪游画集第一辑·西南西北旅行写生选》正是最好的记录。
时空交汇，75年后的今天，我们抚书观云烟，再次回到当年的情境。依然是由这些作品集合的展览，由这本画集作引，通过它和它展示的作品联系其间的人与事，回望那段不平凡的艺术旅程，感受烽烟时代中的文化清流和历史温度。
辞别恩师 向远西行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的文化艺术力量被动进行重新调配、流转与整合，也促使中国美术家的艺术观念与视野发生了重要转换。
1938年广州沦陷，青年关山月追随高剑父避于澳门，随后决意别师起行，辗转粤、桂、黔、云、川、渝，践行“行万里路”，沿途举办抗战画展。1942年，关山月抵达重庆，举办抗战画展，期间结识赵望云。在赵望云的引荐下，关山月前往成都，住进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与马思聪、吴作人、庞薰琹、刘开渠等为邻。在成都，关山月全身心地投入到写生、创作和筹备画展之中。同时，他也积极同流寓成都的文化人士交游。1943年夏，关山月收到师叔陈树人来信，得知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已决定聘任自己为美术教授。因有赵望云西行之约在先，同时为了继续“行万里路”计划，关山月向师叔婉辞作别。夫妇二人遂与赵望云、张振铎向西北进发，奔赴敦煌。
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最深重的苦难和动荡，众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或毅然奔赴战区，或随国民政府西迁，艰难辗转跋涉于中国的西南与西北地区，形成独特的文化迁徙现象。此时，关山月与赵望云、张振铎一行正从西安经兰州一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唯一的同时衔接起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这四大区域的走廊与过渡地带，是人们观察并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互构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自张骞凿空西域，这条狭长的要道便已然进入汉帝国的视野，而后经历晚清民国时期的现实危机，这种文化融合与民族国家的视角则更为凸显与重要。
关山月一行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又折入祁连山，西北民族的真切生活场景在岭南关山月的笔下转换成跃马奔驰、塞外行旅、驼运休憩等母题。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考察游记中所体现的民族学的意义，更超越他族—我族、原始—现代的对立叙述，呈现了西北真实的社会景象。
行脚有心师造化
手头无处不江山
经过河西走廊的艰难跋涉，关山月一行终于到达目的地：敦煌。在莫高窟皇庆寺，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面对精彩绝伦的敦煌壁画，关山月被完全折服，他立即投入到临摹与研究之中。为了延长工作时间，关山月妻子李小平不辞辛苦，为他秉烛掌灯。晚年，关山月手书“敦煌烛光长明”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临罢敦煌，已入隆冬，关山月与妻子李小平暂别赵望云、张振铎，冒风雪前往青海继续他的西北纪游写生之旅。
关山月以岭南写生之法入画，描绘西北民族的雪域山水与异域风情，是传统雪景山水的现代表达，既突破了中国画的技法，亦展现了真实的中华多民族融合的丰富本相。“行万里路”的意义于其而言已不仅仅是游览名胜、体验风光，而是“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的真切感知。他将一个原来抽象、模糊的边疆视觉化，西北已经不再是失语和被想象的地方，而是一个流动的、多民族的地域，并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联系。“冰雪生活”象征着西北民族强健气质的“英雄气度”，是关山月西北写生中民族观念的集中体现。
意临敦煌壁画
升华艺术人生
敦煌壁画的发现和临摹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敦煌壁画的画法和气韵无疑丰富了民族绘画的形式。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并没有在绘画技法上作严格的探讨，而是运用写意画的技法，以意临的方法来临摹，他实际是以敦煌壁画为依据，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理解和体会，立足自己的角度，来重新演绎敦煌壁画。他往往根据主观要求来表达自己对敦煌壁画的理解，来表现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内在精神。西北之行对关山月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此后，他常用西北的图式来指代祖国的北方地域，他通过西北写生建立了对国家地域、地理和民族观念三者的联系，西北的图像、素材与行旅经验被转化为地理记忆与民族认同。西北对关山月来说不仅意味着一段写生的旅程，更是艺术人生的升华。
其实，抗战时期将艺术视野转向西北是那一代艺术家的文化自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从西北的多民族生活形态和汉唐艺术遗迹中探寻文化根基，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这不仅回应了五四运动以来“美术革命”对文人画的质疑，从民族民间艺术中获取中国艺术再生和转换的原料，亦反思了汉族中心的观念，促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抗战时期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在民族危机下对中国传统再认识的过程，是一次伟大的传统复兴运动。对照当下，前辈艺术家们艰难跋涉、苦苦探寻的正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自信”，他们画中所呈现的民族融合的景况，正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这也说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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