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故事：洛阳铲就这样从盗墓工具变成了考古利器

考古故事：洛阳铲就这样从盗墓工具变成了考古利器1

洛阳铲

田野考古工作中使用的探铲，俗称“洛阳铲”，是一种以原产地命名的专用考古工具。也是中国考古最有本土色彩和传奇特质的工具。据现有资料,大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现代意义上的探铲在洛阳地区率先出现，并因其产地被称之为“洛阳铲”。

洛阳铲发明伊始，直接目的便是为了盗墓，和田野考古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此时适逢考古学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很可惜，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和洛阳铲发生直接和紧密的交汇，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轨迹行进，在此之后才逐渐纳入考古学的视野，最终成为考古利器。

洛阳铲的诞生，有其模糊的历史渊源和清晰的时代背景，它或许是某个“聪明人”的偶然发明或改进，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大发展也为其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新生。

历史的模糊记忆

洛阳铲的发明毋庸置疑是和盗墓紧密相关的。洛阳的盗墓活动产生很早，但历史记载很少提到盗墓工具。说到洛阳铲的历史渊源，几乎都要提到明代王士性所著的《广志绎》。该书中记述了洛阳的古墓和被盗掘的情况。

最为重要的是提到了一种盗墓工具叫“铁锥”。《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记载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余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然大冢禁于有司，不得发，发者其差小者耳。

民国年间有学者也曾经把洛阳铲叫“铁锥”，虽然同名，但是王氏所说的“铁锥”和洛阳铲的工作原理却大相径庭。只有刺土的环节，没有提土、看土环节，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通过闻气味寻找古物所在，让人匪夷所思。如果金属的“铁锥”撞击到已经锈蚀的金银铜铁等材质的古器物，势必会在“铁锥”前端留下痕迹，根本不必通过闻气味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显然是坊间的误传。

依据王氏的描述，他所说的“铁锥”非常类似民国年间的盗墓工具“铁火杵”，就是民间旧式煤火炉用的铁钎。这种工具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洛阳盗墓仍在使用，当地俗称叫作“扎杆”。“扎杆”工作原理是，采用一头尖锐的长铁钎，利用杠杠原理向地下压，通过手感来感知地下的土层。一般生土比较坚硬，不易穿透，而活土较为松散，容易进入。用这种方式在找到墓口然后实施盗掘。寻找古墓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观察铁钎尖部的残留物，来分析墓葬的类型和随葬品的种类。

这些历史记载无法说明洛阳铲在明代已经出现，或者已经有了雏形。洛阳考古发现的古代盗洞一般都是长方形的，是一种钢锨、铁铲或者头等长方形工具的遗留。也有一类不同于以往的盗洞，这种盗洞为圆形，直径50 厘米左右，是一种圆形工具打造的。依据出土遗物，此类盗洞的相对年代上限一般不超过清末民国。同时还发现过洛阳铲打下的探孔，直径一般在10 厘米左右。这些情况说明盗墓工具的重大改变年代要晚，现有证据指向清末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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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时代的产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开启了外国人搜刮中国古物之风，洛阳近代大规模古墓盗掘活动也渐渐兴起，触发事件是陇海铁路的修建。1904年10月和1913年5月，陇海铁洛阳至开封段、洛阳至观音堂段分别开工建设。铁路通过古墓集中的邙山南麓，筑路期间毁坏了一批古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外籍铁路职员竞相收购并径自偷运出境。古物交易的优厚利润刺激了盗墓活动。

出土古物又为古董商带到北京、上海等地销售，成为任人价买的商品。

民国初年开始，洛阳乡民对于地下古物由偶然的发现，逐渐转为多方的搜寻与盗掘，以民国十年至民国十七八年军阀混战时期和日伪时期最甚，盗掘活动遍及洛阳全境。乡民们依靠枪支，从夜间盗掘变为白昼公开挖掘。民国十六年驻洛军阀韩复榘还成立古玩特税局，使古董经营合法化。盗墓自民国初年兴起到洛阳解放终结，40 年内从未停止。数万古墓惨遭破坏，数十万件文物流失海外。

曾经做过洛阳古玩店学徒的吴圭洁老先生解放后回忆说：“尤以正北和东北部马坡、北窑、塔湾、金村及邙山一带为最。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群起，从事盗掘古墓，不下万人之多。仅马坡一村即有二三百人。”

洛阳盗墓事件是民国年间一个重要的文化事端，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纷纷到洛阳考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很多记录都提及一种全新的盗墓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述管窥当时一个真实的情形。

1917年初夏(民国六年)，无锡人许同莘游历嵩洛，写了一篇《嵩洛游记》，其中有：洛阳冢墓最多……近岁居民发掘，获利不赀，有以此为业者，其法于雨后视水渗入处掘之，往往有得。若发一大冢，则明器偶人，盈千累百，不独铭幽佳刻，可得善价而已。古董商设肆城中，百方搜掘，使古人于千数百年以后，无端受暴骨析骸之惨，背天害理，莫此为甚。

许同莘所记录的是民国初年盗墓之风初盛的状态，破坏已经相当严重。虽然没有提到新的工具，但恰恰是民国六年还没有出现或者没有被广泛应用的最佳旁证。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袁同礼前往洛阳查勘盗墓情况，当年他在报告中说：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

1928年(民国十七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家卫聚贤赴洛阳考察。他在《中国考古学史》(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中写道：

用铁铲曲为多半圆洞形，置长木柄，在地上隔五尺凿一洞，因持铲凿地，土攒入铲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为活土死土。所谓死土，即天然的地层，活土是地层混乱，地层混乱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过所致。遇见活土，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

1933年春(民国二十二年)，近代知名学者、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实地考察洛阳，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撰《洛阳访古记》记载说：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柲，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先以(上述长柲)瓦铲，锥地取土，验其色质。其土层色质松散而不规则者，知为古代已动之土，古物往往出焉。

根据这些学者的记录，作为盗墓工具的洛阳铲当出现在1917年(民国六年)到1928年(民国十七年)之间。21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曾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洛阳老探工众口一词：洛阳铲是北郊某某某发明的，时间大约是1923 年前后(民国十二年)。考古发现也证明，以洛阳铲为工具的盗墓活动上限在清末民国。综合起来，20世纪20 年代正式出现比较准确。

民间的演进

洛阳铲出现之前，洛阳民间的盗墓活动没有固定的器具，大体都是利用日常生产生活工具。有铁铲、钢锨、头、铁钎等等。盗墓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墓葬的位置，其次才是判断墓葬的随葬品情况。普通的工具都能够找到古墓的墓口，但是找到墓口以后除非实施盗掘，一般无法了解墓葬的其他情况。洛阳铲出现以后则完全不同了，它能够轻而易举地凿穿地层，因而就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古墓的信息。

高效和直接是洛阳铲技术最丰富和最生动的特质，这是其不同于其他工具的地方。

根据八十年代的调查，洛阳铲的发明得到了一种洛阳常见的搭风雨棚子的工具“马蹄铲”的启示。这是一种专门打洞栽木桩子的工具，旧时洛阳地区一直就有。据记述“马蹄铲”是瓦状带有缺口，和洛阳铲的外形类似。既是相似，何谈发明?因此，可以判定所谓洛阳铲的发明，不是重新研制，而是当地生产生活工具的改良和用途的转移。是对已有工具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功用。改良的内容应该包括体积、尺寸、重量，刃部的锋利程度、提土的能力等几个方面。改良之后“马蹄铲”变得容易穿透土层，打得更深更快更有效率，更适合了解土壤土层和古代墓葬的情况。改良和转移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同时还注入了已有的盗墓技术，成就了一种全新的工具。

洛阳铲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它的发明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知基础。长期的盗墓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黄土地区土壤土层、古代墓葬的知识，洛阳铲的发明或者改良，是以这些业已存在的认知为先决条件的。众多的不同阶层的人员共同参与，使得洛阳铲的发明或改良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

通过民国年间学者的记载，可以看到洛阳铲勘探技术的主体框架，至迟在1935 年之前已经形成了。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认知层面，对土壤的不同种类，死土活土、土质土色;墓葬的形制、年代，随葬品的位置;遗址的类型，遗址与墓葬的区别，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操作层面。工具的操控技术非常娴熟，单孔效率极高，勘探深度可观，“顷刻之间，可凿穴深寻丈”;懂得了先布孔后打孔，大面积的勘探要进行分区;为了不漏墓葬，间隔五尺打排孔;小铲探墓，大铲盗墓。第三，人员组织。有一大批从业人员，或为累世相传，父子相继;或为聚众结伙，二十余人形成一个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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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时代的产物

出土古物又为古董商带到北京、上海等地销售，成为任人价买的商品。

1928年(民国十七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家卫聚贤赴洛阳考察。他在《中国考古学史》(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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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考古利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近30 年间，以洛阳铲为代表的古墓勘探技术飞跃性的发展，到了建国初期已经异乎寻常的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工具的改进、古墓的认知以及技术的普及等等方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郭文轩、蒋若是、黄士斌等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直接运用在田野工作中，成了田野考古的利器。1952 年，著名的烧沟汉墓是最早应用考古钻探的项目。

随后不久，洛阳东周王城、汉河南县城、隋唐东都城、汉魏洛阳故城、中州路等遗址也都在考古工作中使用洛阳铲进行钻探。1954 年、1955 年，洛阳基本建设工地上曾经出现过2500 人的钻探大军，勘探总面积达400 万平方米。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前30 年的基础是断然做不到的。

随后不久这项技术又向安阳、郑州、西安、山西、甘肃、河北等省市迅速传播开来，被广泛使用在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的工地上，进而融入整个文物考古事业之中。考古钻探在考古学两个基本方法——田野调查和田野发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考古钻探从此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考古手段。

以洛阳铲为代表的古墓勘探技术，成形于建国之前。它和当代的探铲考古勘探技术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科学的资料提取与记录。但那毕竟对旧时代的苛求，旧时代不能完成这种任务。斩断盗墓毒瘤、脱胎换骨与考古事业的融合，完善洛阳铲技术流程，提高技术水准，使之成为一种正能量的技术，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终完成。洛阳铲，近代盗墓活动的产物，新中国田野考古的利器。

以建国为界一明一暗反差极大，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新生的政权和新生的时代，而若是、文轩等先生的卓越工作也必将载入史册，名垂青史。进入本世纪，洛阳铲的勘探技术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2003年开始的“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项目中就大量应用了考古勘探技术。洛阳邙山陵墓群是全国著名的大遗址，面积达560余平方公里，涉及古墓众多。

利用洛阳铲高效便捷、经济适用、科学准确的特点，对洛阳铲的勘探技术加以提升，采用了对古墓冢、古遗址进行精细钻探的方法来代替考古发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既减少了考古发掘的量，尽力保护了地下的遗址，同时也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厘清了许多帝陵的墓葬形制和陵园遗址的布局结构。截至目前已经调查勘探了包括帝陵和陪葬墓在内的古墓冢200 余座，勘探遗址面积达5 平方公里。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穿透深达30 米的墓葬，可谓是下及黄泉探究古代之秘密。

一些著名的墓葬和遗址，如曹休墓、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都是通过洛阳铲钻探发现的。同一时期国内的许多大遗址，也都在大规模地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例如陕西西安西汉陵墓、唐代陵墓、江苏扬州的隋唐城遗址、内蒙古自治区的辽上京遗址。在上述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洛阳铲这项传统而又神秘的勘探工具在新时期考古工作中正在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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