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艺术为人民（图）

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图为徐冰创作《何处惹尘埃》，尘埃是他“9·11事件”后收集的。

上世纪70年代末，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接受最传统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在校期间，他表现优异，先生们评价：根正苗红，人才难得。

80年代末，他搞出和学院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完全割裂”的《天书》。在4000多个一本正经却又连他自己都不认得的“汉字”面前，人们既惶恐又迷惑。有人痛心他：路走歪了。

35岁，他选择出国，前往当代艺术的世界中心——纽约。他带着浓厚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背景，一头扎进西方当代艺术的大本营。18年的海外生涯，他荣誉等身。他是有美国艺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奖得主，他凭借作品《何处惹尘埃》拿下当今世界艺术界最高奖项——Artes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西方世界继续大放异彩时，他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他选择回国，老老实实、毫无艺术家范儿地走了一遍竞聘、演讲、民主投票程序，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议论再起：他被招安了。

其实，没有根正苗红，没有走歪路，更没有被招安。

世界如此丰富，时代如此变幻。哪里能给人最深刻的启迪，哪里有最深刻的变化，哪里有人与社会的冲突和挣扎……哪里就是徐冰的目光所在。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用艺术家的方式，让人们思考。

徐冰的《地书》，用世界通用的图画标识写就，全篇无一个文字，却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实现在文字前的平等还有多远？

从《大卫》到《天书》

1977年，22岁的徐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从他之前的经历来说，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1955年生于重庆的徐冰，1956年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北大。徐冰很快就展露出对手工、绘画浓厚的兴趣。

那时，他所有的艺术经历，都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主义艺术印记。1974年，他去北京延庆县插队，劳动之余做了大量的农村生活写生，还搞了群众文学和美术活动。由于表现突出，他获得了推荐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入学考试的机会。

徐冰入学时，正值社会上文化思潮涌动，很多艺术界人士热衷于用艺术改造社会。然而当别人在外搞“革命”时，徐冰却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彼时的中央美术学院依然保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基础扎实、追求上进的徐冰赢得很多老先生的期待。他画的《大卫》，形神兼备，被时任美院院长的靳尚谊评价为美院建校以来最好的一幅。又红又专，成为徐冰身上的标签。

可到了1988年，徐冰却展出了《天书》。一部充满荒诞、睿智、戏谑而又认真的作品，完全属于现代艺术的审美范畴。这让人大跌眼镜。

《天书》由徐冰自创的“汉字”组成。徐冰按照汉字的构字规律，创作出了4000多个“字”——连徐冰本人都不知道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严格按照中国古代经典的印制方法，把4000多个字精确地刻印在木块上，接着印在长幅的中国皮纸上，成文成书。最终的展览中，整个展示空间的四壁和天花板都被奇怪的文字占满。

这个转变和徐冰当时的文化感悟有关。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席卷中国，年轻人对文化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徐冰读了很多书，可是最终却对文化有种说不上的失望。他产生了做一本无人会读的书来表达这种感觉的冲动。

《天书》中，文字的庄严和内容的荒诞混杂在一起，每个走进展厅的人，都为此所震撼，在貌似神圣的知识面前，人们不知所措。这些字排在一起，似乎说了很多话，却什么都没说。

毫无疑问，这是徐冰艺术风格的巨大转变。从写实主义的《大卫》到现代艺术的《天书》，这个跨度实在太大。

转变是有原因的。那是一场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朝鲜画展。面对宣传画似的旧有社会主义艺术，徐冰顿时感到，他周围所能看到的作品是如此相似地具有局限性。他决定改变、脱离，寻找新的艺术方向。

这是他第一次展露出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叛逆性。

他成功了。《天书》大受欢迎，并引发国内外连篇累牍的讨论。连西方哲学界都投来关注的目光。当时，他们正热衷于讨论文字与人类思维的关系，对一位东方艺术家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学家们觉得很有意思。对徐冰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满足：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思考。

如果说此前的徐冰，只是用艺术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从《天书》开始，徐冰开始用艺术表现思想。画笔、画布、文字、石头、钢筋、香烟……在徐冰的手里，这些材料不再是为了表现而堆砌在一起，而是为了思想而融合在一起。

徐冰开始形成最为宝贵的艺术思想。搞艺术的人都试图把独特的思维通过作品带入艺术界，但为什么有些被认可，有些却始终不被认可？这取决于你带入的东西，是否是优质的，是艺术系统中缺失的，是大于艺术界现有思维范围的，对推进人们的认识是有启发的，总之是否能通过一种特有的艺术手段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某种意义上，《天书》是徐冰走进新世界的那一道门。

戏谑的荒诞

《天书》之后，为了深入寻求新的艺术形式，上世纪90年代初，徐冰移居美国，最终落脚纽约，住在东村的一个地下室里。

东村是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有大批流浪汉。与单纯要钱的乞丐不同，东村的流浪汉有他们的圈子和讲究。徐冰所住的地下室门口有一盏小红灯，本是方便来客寻找，谁知却引来流浪汉和妓女在此温存。有时外面动静一大，地下室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徐冰也没管过，反而觉得这些人挺浪漫。他一度想在门上安一个摄像机，想着也许哪天能以此为灵感做个反映纽约底层的作品——当然，最后他没那么做。

这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时刻想着探索新事物。一般人往往对当代艺术家有距离感，因为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然而徐冰却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他在给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做讲座时，开场白介绍自己和罗中立(著名画家，川美院长)有可能生在同一家医院，然后自嘲“这医院的孩子生下来怎么都搞艺术了”，引来学生大笑。他顶着一头卷发，戴一个黑框眼镜，长相和扮相都酷似哈利·波特。被人们提及后，他便把自己自封为“年老版哈利·波特”。

他的幽默也体现在作品中。事实上，游戏、幽默始终是徐冰艺术作品的重要因子。

徐冰对象形文字有着独特的偏好。他曾说过一句话，“在中文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玩的”。1994年，他又开始“玩”汉字，而这次更惊世骇俗。他将英文圈圈点点的形状拉直扯平，变成中文的模样，起名为“新英文书法”。中文和英文两大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字系统就这样融为一体。更奇妙的是，经过简单的提示，任何一个有一点英文基础的人都能看懂这些“英文”。

后来他回国，第一件作品依然带着幽默。2008年初，徐冰第一次踏进北京CBD的工地。他被建筑废料原始粗陋的美感深深吸引。他决定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艺术品，最终的形态是传统的吉祥图腾——凤凰。凤、凰两只鸟充满张力，它们庄严宏大，长度分别为28米和27米，宽达8米，总重12吨，然而却是用废料制成的，就像穷人用低廉的材料把自己打扮美丽，带着伤痕与自尊。凤头上带着几顶安全帽。很多参观者看到帽子，都会哑然失笑。

不过，如果你认为徐冰仅仅是在幽默，那就错了。徐冰的幽默，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他的思想。荒诞只有在煞有其事的严肃中，才能得到最完全的表达。

例如《天书》。从1987年到1991年，徐冰花了整整4年时间，亲手刻出这4000多个“字”，开始一天最多也只能刻三四个，但徐冰乐在其中，因为这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天书》好像带着面具，它非常吸引你去阅读，却又拒绝你进入，你想知道为什么，它又不告诉你，这是有荒诞性的，而我做得越认真，它的荒诞性就越强，艺术的力度就越强。”徐冰说。

2004年，徐冰凭借《何处惹尘埃》斩获当今世界艺术界最大的奖项ArtesMundi奖。“9·11事件”发生后，徐冰收集了世贸大厦倒塌留下的尘埃。制作作品时，徐冰将尘埃吹到空中。24小时后，尘埃落定，展厅的地面上，灰白色的粉尘显示出两句中国七世纪的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除了这个作品本身，当时墙上还贴着几张照片，说明徐冰是怎么把尘埃从美国带到英国的。法律限制尘土从一国带到另一国，徐冰便把尘埃当做石膏粉，翻模做了个小雕塑，雕塑的形状是他女儿的洋娃娃。小娃娃被带到英国后，再磨成粉末。徐冰把这当成一个调皮的钻空子游戏，却很严肃地表现了当今世界的状况：人们总是试图从隔离中寻求安全，然而真的如此吗？恐怖渗透边界，然而纪念这一悲剧的尘埃却被阻拦。这是如此荒谬。

如徐冰所说：“我不停留在玩笑和幽默本身。”他希望他的作品是可以让人“进入”的，是亲切、好玩、甚至享受的。然而当观众进入作品时，会觉得这件作品是不同的，有创造性，对思维有真正启示。

作品要发出自己准确的声音

徐冰说话不快，声音柔和。在你面前一站，如果没有那头比一般人稍长点的头发，你很难把他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他最常穿的一件深色外套，已经穿了十几年。右肘磨出了个洞，他拿到街边的小店，花十几块钱补上。那副成了他标志的圆形黑框眼镜，边上也有磨损。他给杂志拍照片，去央视录节目，也不换装扮，就这么上台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平和，和徐冰打交道，你不会有距离感，更不会有自卑感，哪怕你对当代艺术一窍不通。

更重要的是，徐冰会告诉你，以让观众看不懂为深刻的艺术，是很多人的误区。

他会向你讲杜尚的故事。杜尚是西方现代艺术里程碑式的人物，当年，他把小便池作为艺术作品放在美术馆，提出“艺术和生活一样”的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此举也让他给艺术家留了一个特殊身份。杜尚把小便池摆在展台上，就成为艺术作品，价值连城，如果一个普通人把小便池摆在那里，估计会被赶出去。

徐冰说：“所以，艺术家的特殊身份，让现代艺术在这样一个悖论的关系中发展。今天不少艺术家对解释作品负责，但对作品本身不负责任。”

一名艺术家对徐冰说过，搞当代艺术，如果展览不出效果，就把作品放大1000倍，比如把一个杯子放得很大，就会是一件震撼的作品；如果放大了还不行，就做1000个杯子；再不行，就把杯子涂成红色；还不行，就把灯光搞得特别亮。

这段讽刺十足的话让徐冰印象深刻，它点到了现当代艺术的弊端。徐冰一直认为，艺术家拿出去的作品不应是耸人听闻，而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所以，徐冰可以把“9·11事件”的尘埃带在身边两年之久——在他没搞清楚可以拿它干什么之前。

“9·11”发生后第三天，徐冰在纽约下城收集了那些尘埃。当时，他并不知道收集它们有什么用，他只是有种感觉，觉得它们包含着关于生命、关于一个事件的信息。直到两年后，徐冰读到那句著名的诗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灵感瞬间击中了他。

与徐冰的其他作品相比，《何处惹尘埃》异常简单。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那包尘埃，徐冰只需要把它们吹到空中，让其自然落地，最后撤下预先铺好的字模即可。

然而就是这部形式简单的作品，为徐冰赢得当代艺术界的最高奖项。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能为作品蕴含的深意所震撼。霜一样均匀的粉尘覆盖的展厅，宁静、肃穆，但这宁静却给人一种剌痛与紧张之感：哪怕是一阵轻风吹过，“现状”都会改变。今天的人类需要认真、平静地重新思考那些已经变得生疏，但却是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需要崇尚和追求的？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不同教义、族群共存和相互尊重的原点在哪？这不是抽象玄奥的学者式命题，而是与每一个人活着相关联的事情。

好的作品，自己就会说话。时间，就应该花在让它们具备自己说话的能力的过程中。

也只有在这时，你才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徐冰柔和外表下的另一面。他在设计作品时，有着严格的尺寸比例。他去美术馆看制作中的作品，只要觉得哪点不对劲，掏出尺子一量，实物肯定和设计差点尺寸，哪怕这个差异微乎其微。

每每这时，徐冰就要和负责制作的人“矫情”半天。别人觉得高一点矮一点没关系，徐冰就认为这个重要。他会告诉别人，他当时受到的素描训练、版画训练，每一环节差一点整体效果就会差很多。

为此，徐冰有了完美主义者的名声——换种语境理解，也许就是挑剔。

但是，谁让他制作的是自己的思想呢？每一个思想，都要有完整真实的表达。文学家靠写，演说家靠说，而艺术家，就要让作品发出自己的准确的声音。

社会主义背景的艺术家

2008年，徐冰又一次颠覆自我。彼时，他已是第一流的艺术家，影响力遍及东西方。在这样的巅峰上，他却正式接受教育部的任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这让艺术圈大跌眼镜。在艺术圈里，学院就是保守的代名词。崇尚自由、独立等概念的艺术圈把艺术学院称为庙堂，把自己称为江湖，两者对立明显。如今，徐冰作为江湖中的“英雄”，却回归庙堂了。

其中原因部分和徐冰的中央美院情结密切相关。30多年前，徐冰在版画系学习木刻技法，李桦先生(著名版画家)就坐在对面，徐冰刻一刀，李桦就点下头。至今，徐冰仍然“怀念这种幸福，像有种气场，一下子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如今，轮到他成为先生。

他游走西方18年，熟稔国际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他熟知社会、艺术和市场的规则。有他在前面带路，学生们会心安。

但是，却不能模仿，不能依靠。

他反复告诉学生们，你们最应该具有的，是创造力。

“像我当年一样，去画素描，画石膏吧。这种枯燥的训练，可以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你获得的，将是容纳、消化各类文化现象的能力以及执行的能力。这种态度，不仅能让你们成为艺术家，更重要的是让你成为一个高水平的人。”

艺术家的自由、散漫、叛逆，在这些话里无影无踪。人们感受到的，是勤奋、扎实、谦逊、自省。这不像艺术家，却好像是传统的劳动人民。

人民、社会主义、传统、当代艺术……或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正是这些词融合在一起，让徐冰成为今天的徐冰。

徐冰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背景。如果不是来自东方，徐冰或许不会那么快地引起西方艺术界的关注；而早先接受的传统的学院教育，也让他始终与当代艺术系统保持距离，以免落入其中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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